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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代的周作人，也曾是忧国忧民、放眼世界的热血青年。
五四时期，他投身新文化建设，倡导新村运动，参与发起了文学研究会。
周作人获得超然、冷静的日常性，是在中年之后。
确切地说是在1920年代中后期。
他在1923年7月18日写给鲁迅的绝交信中说：“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
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人生观开始改变。
1925年元旦写短文《元旦试笔》，声称“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
“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
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少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
思想起伏颇大。
1926年经历了“三一八惨案”
的冲击，1928、1929年间写《闭户读书论》《哑吧礼赞》《麻醉礼赞》等文，于是进入“苦雨斋”
，喝“苦茶”
并且“苦住”
，最终在世俗生活中建立起“日常”
的价值观。
不幸的是，1939年元旦遭枪击，在内外交困之中出任伪职。
所幸，日本战败，晚年周作人在社会的边缘向日常性回归。
《老虎桥杂诗》中的作品，就体现了这种回归。
上文所引“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
一语中的“人间”
是个日语汉字词，意思是“人”
。
鲁迅的《人之历史》一文，1907年12月在东京《河南》月刊上发表时，题目本是《人间之历史》。
1926年鲁迅将其编入《坟》的时候，改文题中的“人间”
为“人”
。
精通日语者，中文写作难免打上日语印记。
不过，周作人这里使用的“人间”
一词，大概也表达了一种超越个人的“人间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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