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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父亲的形象已经沦落，他已经成为文化中受嘲弄的对象，鞠躬尽瘁但十分可怜。
与五四新文学普遍的“审父”
不同，赵宏兴笔下的父亲，不仅仅是同情、理解的对象，更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值得崇拜的对象。
在这部小说中，父亲虽然丧失了作为长子的威权，但他仍能时时处处在遭遇弟弟的蓄意挑战和羞辱的情况下，苦苦撑持，着力维持。
变换了道德视角的父亲，是令人尊敬的。
而且，值得尊敬的不仅仅是他作为父亲的角色，而且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人，他在苦难中委曲求全。
父亲虽然身份低微，但不管生活怎样作弄他，他自始至终保持着善良的心性。
在赵宏兴的叙述中，父亲的性格是稳定的，不为苦难的裹挟而变质。
根据传统的性别角色的规约，身为丈夫／父亲的男人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须是一个家庭的供养者，这一角色的扮演保证了男人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和主体地位。
在小说中，父亲最隐痛的是供销社公职的丧失，在农村里又不精通农活。
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工作是男性或者女性社会身份地位得以实现的基本保证，而父亲恰恰在这方面有着“先天不足”
。
在特定时代的中国农村中，不能干农活，无疑是父亲遭到小叔轻视并丧失兄长威信的重要原因。
在叔叔对待父亲的无情中，蕴含着他对于长子强势地位的挑战。
在叔叔的挑战中，父亲遭遇了作为长子的身份危机，遭遇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失落与迷惘。
作为一个辞职回乡的乡村知识分子，虽然对农活不那么精通，但是他很聪明，很多农活一学就会，如犁田、养牛、挂面。
他在对农活的学习和熟练之中，一直试图重建这种中心位置，重建自己的身份，也重建他与小叔之间的伦理关系，但可悲可叹的是，他的每一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作家赵宏兴没有将父亲放到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而是将其置于乡村的日常事务中，在非戏剧化、非传奇的叙述中，塑造了一个虽不高大但却可歌可泣的父亲的形象——一个既与中国儒家文化有着血脉联系，又有当代中国乡土特色的父亲的形象。
《父亲与他的兄弟》中，父亲的对手是他的兄弟——我的小叔。
在叙述中，小叔是奶奶的小儿子、父亲的弟弟和我的叔父。
在儒家伦理的序位上，他应该孝敬父母，听从长兄长嫂，慈爱侄儿，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至少现代文学叙述（如巴金的《家》）中，叔父就开始充当败家子的角色，他与家庭的伦理关系就开始若即若离。
这部小说中，叙述人更是将叔父的这一形象推向了负面的极致。
小叔作为父亲的同胞弟弟，完全不讲手足之情，只要是父亲的事情，他都处处挤对，他诬告父亲导致父亲招工失败，他与他人串谋将伙牛占为己有，他置换房基地出尔反尔，他借钱给侄女上学却转身就要回去，以及殴打父亲和母亲，等等。
他对于兄长，不仅忘恩负义，而且言而无信，冷酷无情，不可理喻，心肠恶毒，心胸狭隘，几近变态和疯狂。
小叔对于父亲的憎恨和挤对，有时竟然毫无缘由，很多时候都只能用嫉妒和恶毒来解释。
父亲为弥合亲情所做出的努力，到了小叔这里总是再次将结痂之处无情撕裂。
尤其是奶奶的死，更是凸显了他作为儿子的亲情和人性的泯灭。
他冷酷、刻薄，没有人性的热气。
因为这种仇恨和冷酷缺乏合情合理的解释，或者故事层面的交代，因此，我们就只能将其归结为人性之恶。
在小叔这个人物身上，我看到了作者的启蒙视野的介入，以及启蒙主义之下，作者对于人性恶的针砭。
小叔在小说的叙述中，充当了一个启蒙意义上的人性恶的符号。
在父亲重新招工被其诬告和奶奶被其虐待致死等几个事件中，叙述者“我”
充当了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角色，准确地讲述了奶奶在小叔家遭受虐待以及自杀的过程。
本来应该存疑的情节，在“我”
的想象性叙述中如此栩栩如生，成为指责小叔的无可辩驳的呈堂证供。
同时，作者赵宏兴也如同所有的启蒙主义者一样，对宗教性的善恶有报的逻辑充满了怀疑。
这突出地表现在善恶惩罚对小叔的网开一面。
小叔的作为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逐渐茁壮，并最终成为这个乡村里最早走出去的人、最早靠打工发家致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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