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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似乎在证明着北岛的那句谶语——“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
正是在小叔这一形象上，叙述者“我”
的启蒙主义立场得到了非常明确的凸显。
虽然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是一部个人化的家史，作者“我”
显然并不刻意凸显父亲和小叔活动的舞台背后的那个动**的时代，小说叙述的聚焦点始终围绕着父亲的挣扎而展开，但是，小叔在宏大的启蒙主义远光的烛照之下，他那精明而自私的乡村小人形象，甚至是国民性弱点集合体的形象，却是非常鲜明的，鲜明到有点儿刺眼的程度。
小叔这个形象，在小说的叙述中，充当了传统戏曲中的反派或者逆子的形象，他的存在让这部小说的矛盾得以结成、展开和铺衍；作为一个阴暗的角色，他的存在，有力地衬托了父亲的人格。
父亲与小叔的关系，在小说叙述中更像基督教话语中的上帝和撒旦：没有撒旦的邪恶，就没有上帝的尽善尽美；没有父亲这一伦理意义的道德正面，就没有小叔这一伦理意义上的道德负面。
对于父亲和小叔，叙述者都有着鲜明的道德判断。
这种道德判断行之于形象，就是父亲与小叔形象的道德两极——极致的善良和极致的邪恶，在二元对立的叙述中，小叔被很彻底地小丑化了。
假如说这部小说有一些戏剧化元素的话，就在于黑白的截然对立、善恶的相互激**，它非常类似于传统戏曲中的善恶“二人转”
。
这种善恶对立的叙述，看上去很传统，但也是启蒙主义固有的话语模式。
当代乡土社会是中国农民苦难的渊薮。
只有脱离乡土，才能逃离苦难。
小叔的一套看似恶行的做派，实际上是在做着与乡土亲缘道德的切割工作。
小叔以他自己的方式告别了乡土，也告别了乡土的亲情伦理。
没有了小叔的乡土，当然少了一个捣乱的逆子，少了一个乡土亲缘文化结构的破坏者。
但是，没有了小叔的乡土，父亲与小叔的情感对台戏的热闹也就到头了。
正是叛逆的小叔，反衬了父亲的乡土伦理的坚守者的角色。
看上去，作家对父亲的想象，也并不是将其放在家国结构中的，如《白鹿原》那样，而是将其放在乡土日常的生活肌理里，置于家庭伦理结构中，对父亲的褒扬也是出于其对于伦理角色的担当，而对于小叔的贬斥也是出于对其伦理角色的失当，但是作者其实是将他们这一对矛盾，放在伦理文明的变迁上来看待的。
父亲步步为营企图坚守，但依然最终失败；而小叔步步紧逼，看似失德失伦，却最终大获全胜。
通过这一对关系，叙述者“我”
让读者看到了乡土社会在当代政治的大气候下伦理道德颓败的触目惊心。
父亲和小叔的人生纠葛，构成了《父亲和他的兄弟》这部长篇小说的张力结构。
这一结构的营造，将长时段的叙事时间跨度，以及纷繁的故事牢牢地聚集成了一个优美的整体；而他们之间关系的演变过程，正是一部意识形态冲击下的中国当代社会的伦理嬗变史。
三、情感暧昧的故乡之思
“我”
是父亲人生的叙述者、父亲和小叔故事的穿针引线者，也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但我同时是父亲的儿子，是小叔的侄儿。
我在叙述中具有了双重身份，扮演着双重角色。
“将身份用情感的方式来表达”
（1），这是人类话语表达中的自然现象。
在父亲与小叔的人生对台戏中，“我”
的情感天平自然倾向于父亲，把他塑造成为一个道德理想主义（2）的化身，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父亲人生的**裸的同情者。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有一篇故事《颓败线的颤动》，讲述了一个做妓女养大儿子的母亲遭受儿子蔑视的故事。
其中母亲的愤怒，是通过自序来实现的。
在《父亲和他的兄弟》这部小说中，长兄如父的父亲对小叔忘恩负义的愤怒，是通过“我”
的叙述来表达的；是利用“我”
的叙述者的权力，通过将小叔丑角化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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