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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说：“我们的风尚里有一种邪恶而虚伪的共同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是在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
礼节不断地在强迫着我们，风气又不断地在命令着我们；我们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
我们再不敢表现真正的自己；而就在这种永恒的束缚之下，人们在组成了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种群体……因此，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确知道我们是在和什么人打交道……”
[19]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又说：“随着人类日益文明化……就是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指向邪恶的第一步。”
[20]于是，卢梭区分了两种人的不同境况：“野蛮人和社会人所以有这一切的差别，其真正的原因就是：野蛮人过着他们自己的生活，而社会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意见之中。”
[21]所以立法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能够保障人们的自由、平等的权利的社会秩序，能够培养或恢复像自然人那样的美德，使每一个人恢复为像自然人那样的具有美德和优秀品质的真正的人，而现代社会中那些穿着丝绸衣服的人却充满了邪恶。
结论是：人变坏是由社会的种种邪恶造成的。
既然是罪恶的社会毒化了儿童天生的善性，那么，教育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运用各种方法使儿童避开社会的不良习俗、习惯和偏见，废止关于社会道德的强迫灌输。
要以恢复儿童天性为宗旨，返回自然，培养出具有自然人优良品质的自由人。
卢梭之所以把人民民主观建立在人性本善论的基础之上，是因为他秉持着一种人是有道德良知的、人是可以变得完善无缺的信念。
在卢梭看来，所有现存传统、既成制度以及社会安排都必须推翻重造，而最终目的则是保护人的完整的权利，将人还原为具有高尚道德的人，让每一个人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拥有政治权力。
四、理想社会或国家中的人——培养理想的公民
卢梭认为现实的社会制度产生道德堕落，这是与启蒙运动相背离的。
卢梭在一些文章中常提到，需要对青年进行完备的社会训练以适应一个尚未完善的社会的各种条件。
全体公民具有正确的教育所培养起来的集体目标，去实现他们的共同意志，就一定会引导城邦的公民达到社会至善的境界。
卢梭的这种看起来与《爱弥儿》中显示出来的明显的个人主义相矛盾的观点在1755年的《论政治经济学》里就明确提出来。
他把教育同培养理想公民、建设理想国家联系起来：
没有自由就不会有爱国思想；没有道德，何来自由；没有公民，就无所谓道德；培养公民，你就有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没有公民，则自国家的统治者以下，除了一些下贱的奴隶之外，你一无所有。
培养公民并非一日之功，打算培养公民，就一定要从儿童时代的教育开始。
也就是说公民的义务是从一出生就开始承担的。
国家作为青年的监护者要胜过亲生父母，斯巴达式的严格的学校制度常出现在卢梭那热衷于古代历史的学者头脑里。
如果儿童在实现了民主的制度中是在平等的条件下培养成长起来，如果他们完全接受公众意志必然要加给他们每个人身上的各种要求，如果他们生活在不断地对他们讲他们的国家，即他们慈爱的母亲的直观教学的氛围中，那么，卢梭断言，他们自然就会保护她。
当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详尽阐明表达共同目标的工具的重要性时，对经过训练的公民应具有的勇气和优良的特殊品德曾给予了更周密的考虑。
由于卢梭赋予这种共同意志以唤起人们共同的公民信仰的启示力量，因此教育的突出任务就是培养为社会服务的观念和义务。
为了造就具有这样品质的公民，就需要有一套公众的教育法规。
为此，卢梭尽管在《社会契约论》中隐约提到了教育机构的性质，但没有加以阐明；在《科西嘉宪法草案》的手稿中也写得并不很清楚，但后来在为波兰拟定政府计划的时候，卢梭辟专章论述教育问题。
他强调：“只有优秀的公民才能使国家强盛繁荣”
，波兰如果真能以教育为重，必将获得一个新兴国家的全部活力。
卢梭毫无保留地建议采用一种国家教育的形式，专门对年轻的公民灌输为公的精神。
这是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使波兰走向复兴之路的主要而最有效的方法。
因此在培养目标上，《爱弥儿》中表明就个人来讲要鼓励感情和独立思考的内在力量，而卢梭所设想的国家教育机构却对儿童进行公民教育，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但又必须在它们之间寻找某种调和。
事实上“爱弥儿”
在培养过程中，也不是一种允许依照儿童自己的情况、出于自己的意愿而自由地取得经验的教育制度，孩子无时无刻不受到监视和保护。
因此有学者说，孩子的教育进程远非顺乎然，而似乎像是一连串精心安排好的陷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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