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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在联邦政府所在地创建一所大学的计划已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
[62]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究竟以何种方式创办这所重要的学府,应有多大规模,用什么方法使大学计划实现,经费如何解决,目前取得哪些进展”
[63]等。
华盛顿在对把青年送往国外接受教育的问题上,曾进行过认真思考,然后使他“深感遗憾”
。
因为他认为,虽然在出国的青年中有许多并未接受不利于共和国的原则,“但这些热情敏感的青年人,有可能在他们还未了解我国的政治制度之前,便过早地热烈地崇信外国的政治制度,这种可能,我们不应低估”
[64]。
由此可以看到华盛顿创办国立大学的目的所在,大学教育是让青年认识和熟稔联邦共和政治制度,而不是欧洲的君主立宪制度。
华盛顿的教育的政治目的清晰可见。
如果说华盛顿在1790年向国会两院发表的演说中只是看到知识是塑造政治理性公民的理想目标的途径,在“致联邦政府所在地行政长官”
里,他进一步指出了知识的内容,包括艺术、科学、文学等知识。
他说:“我极希望看到制定一项计划,使艺术、科学、文学等课程的讲授达到最高水平,具有欧洲教学的一切优点,并且拥有能获得人文科学知识的一切设施,而这些知识,对使我们的公民在社会或私人生活中能胜任地应付紧急事变,是很必要的。”
[65]因此,他提倡普及知识。
华盛顿在1796年9月17日的《致合众国人民》的告别演说中说,普及知识并为此设立机构是头等重要的目的。
因为“品行和道德是民主政府的必要的源泉”
,是一条“对各种自由政府起支配作用”
[66]的规则,所以他认为在全民中应普遍提高道德水平,而道德和宗教又是导致政治繁荣的一切倾向和习惯中必不可少的支柱。
华盛顿不否认,也不可能否认宗教的道德力量。
“没有宗教也可以维持道德,无论什么都比不上完美的教育对具有特殊构造的人所产生的影响。
因理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不能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全民道德能普遍提高。”
[67]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华盛顿在提倡普及知识的时候,已经规定了公民的道德和宗教品性,而这种品性又是为民主政府服务的。
华盛顿比拿破仑更早地认识到狄德罗“大学计划”
的重要性,同时反映了这个时期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教育思想的一般特征。
华盛顿没有明确的“初等”
和“中等”
教育概念,而拿破仑干脆把初等教育排除在外。
2.教育的发展价值
华盛顿在1796年9月1日的《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私函中,再次表达了他对大学的“眷恋之绪”
,并且用非常明确的语言阐明教育对国家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同时他对自己的“计划”
的被耽搁表示遗憾。
他说:“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另一项认为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主题,却没有提到。
我指的是教育。
教育是启发和确保我国公民具有正确思想的一种最有效的措施。”
实际上,“正确思想”
就是指政治涵养。
[68]华盛顿终于把教育与国家利益和公民的政治品质联系在一起。
华盛顿反复论证“大学”
的培养目标,反映出他对新共和国政治人才的渴望。
他认为:“建立大学更具有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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