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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在构建新型民族国家理论的同时，也在考虑要使共同体中的每个公民都成为爱国者，公民爱国者就是卢梭所追求的一种新型的人格，理想的人格。
他深切体会到，一旦每个公民都具有爱国“美德”
，成为爱国者，他们会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死，那么这个民族共同体就会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并将永久长存。
总之，卢梭与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相比，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充满着民主共和的内容，是一块真正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的里程碑。
他的理论以巨大的心灵震撼力激起了法国大革命中全体人民高昂的爱国热情。
二、卢梭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卢梭在国家、公民和爱国思想上的逻辑是“没有自由，就不会有爱国思想；没有道德，何来自由；没有公民，就无所谓道德；培养公民，你就有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没有公民，则自国家的统治者以下，除了一些下贱的奴隶之外，你一无所有”
[105]。
也就是说，国家依赖于公民，公民必须具有爱国美德，这种逻辑结论就是培养公民。
培养公民爱国者是新型民族国家的任重而道远的使命。
卢梭认为，必须建立一整套教育体系，通过教育来强化和加深公民对祖国的热爱，培养自由祖国的公民，把对祖国的热爱与热爱民主共和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就是卢梭的公民和爱国者教育的思想。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如拉夏洛泰等强烈主张教育要民族化，其主要目标是培养公民。
为此拉夏洛泰说：“我向全国大声疾呼，教育必须依靠国家，因为，一、教育是属于国家的；二、教育公民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三、儿童应由国家成员来教育。”
他的话实际上构建了教育与国家的现代关系，而教育自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一直是在这样的框架下运作的。
首先，卢梭的这种思想受制于他对民族概念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基本上是从孟德斯鸠那里借鉴过来的。
卢梭民族学说的特点是特别强调“公意”
，亦即个人之间的社会契约在形成民族国家方面的作用。
孟德斯鸠认为各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是由各民族特有的“普遍精神”
规定的，这种“普遍精神”
体现为民族全体成员共同的习俗、语言、传统、意愿等，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各民族所处区域的特定的气候、地理和历史的环境造成的。
卢梭也谈到了气候特别是共同的语言、习俗、道德价值观等对民族特征的影响。
看来卢梭的“公意”
和孟德斯鸠的“普遍精神”
有明显的亲缘关系。
而且，在卢梭看来，民族不仅是主权的源泉，而且本身还应当是主权的直接行使者，这种观点蕴含了卢梭政治哲学的全部激进性。
其次，这种思想与他的“祖国”
观念密切相关。
卢梭的“祖国”
观念浸透着对民族主权或人民主权的迷恋。
在18世纪的法国，“祖国”
这个极富感情色彩的政治词汇是通过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开始为人们所理解的。
这在对孟德斯鸠的研究中已经看到了。
卢梭在使用这个词时，常常认为它就是共和国特别是民主共和国的同义词。
“尽管卢梭以其日内瓦公民身份而自豪，当他和孟德斯鸠写到共和国的时候，他们心中首先想到的却是斯巴达、雅典和帝制前的罗马。
当时整个西欧的教育（哪怕是教会掌握的教育）都是古典式教育，而古史专家们则几近数典忘祖，对希腊、罗马的事情比对他们本国的历史还要清楚。
法国人尤其喜欢以罗马文化的继承人自居，而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法国的语言和文化已传遍全欧。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要向专制王权挑战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向罗马历史寻求榜样。
高等法院尤其热衷于摆出罗马人的姿态，热衷于使用一种‘共和的’语汇，那里没有王国只有民族，没有臣民只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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