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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当一个人放下了枪，半**身子，他也放下了他的外在身份，此时此刻，他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
回眸20世纪，一个无法让我们释怀的问题就是，作为庞大杀人机器的战争，实际上却是由人来执行的，是一个一个的人把另一个一个的人，以正义或仇恨的名义打死。
当战事双方的人互相把对方视为被杀的对象时，自身就成了杀人的机器。
当我们把对方非人化之时，也是把自我非人化之际。
战争让人们忘记了，不管是敌人还盟友，其实原本都是一个一个的人，战争把人们变成了一个一个杀人的机器。
同样，当奥威尔发现那没穿好裤子的“法西斯分子”
乃是一个普通的人时，他自己也成一个人，而不是杀人的机器，或者说忘记了自己杀人机器的责任，尽管这架机器被寄予了正义的身份。
奥威尔的经历告诉我们，即使是在残酷的战场，在非人化的战事之中，有时候，我们还能是一个普通的人，还能回复到我们原初的身份之所在。
当鲁迅先生发出“吃人”
的呼告之时，对“人”
的渴望成为那个时代的知识人心中的最强音。
正是对做人的憧憬，无数仁人志士，“投身革命即为家”
，“牺牲我一个，幸福天下人”
。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过多地去要求做人的身份，显然是不现实的，甚至会有些落伍。
但革命之后是不是真的如革命中所幻想的做回了人的身份呢？恐怕也还远没有这么简单。
意识形态的壁垒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国民身份之间，同样存在于一国之内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政治身份之间，甚至就是在一个家庭，也会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转瞬间让亲人成为陌生的路人。
许多许多时候，当个人的身上贴上了太多的标签，我们就忘记了我们自己，忘记了他人，我们原本就是亲人、兄弟、同胞，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人”
。
一个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社会自然会寄予个体以不同的社会身份，从家庭到集体，到国家，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员而存在，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分子”
，这个去个性化的“分子”
自然就是我们身上的标签。
但在所有这些身份的背后，一个最基本的身份，那就是人，我们首先是一个“人”
，然后，才是家庭、集体、国家的一个“分子”
。
后者的身份意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掩盖前者，而是更好地实现前者，凸显前者。
当社会需要我们更多地持守后者身份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我们原本是一个人，那是我们最基本的身份。
而随着教育的国际交流的扩大，我们教育的民族性品格也存在着被削弱、被淡化的趋势，这就使得国民的、民族的身份意识的认同，在当下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此意义上，强调“中国人”
的身份意识是我们社会教化和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
但与此同时，我们又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作为常人，作为普通的人而存在，人的身份是我们每个人来到世界上的第一身份，人的意识自然也是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中的最基本的意识。
既然如此，扩大、增进我们对人的理解与认同，对人性的理解与认同，对人的尊重，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在此基础上，再引导个体去接受民族、国家寄予的身份意识，提升个体作为个人存在的内涵与价值，就应该是我们生存的基本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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