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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主张中西医结合,并将这种思想积极付诸实施,走上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之路。
1844年,陈定泰运用西洋生理解剖图,考证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中的一些说法和古传脏腑经络图,指出以往存在的失误,是近代较早将中西医的内容相结合的例子。
唐宗海主张对待中西医应该“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中归于一是”
,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应当相互取长补短,实行“中西汇通”
,以促进医学进步。
他所著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1892年成书)一书,吸收了一些西方解剖生理学知识,用以印证和说明中国古典医理。
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1909),对中西医学术沟通做了大胆尝试,在使用药物方面主张中药、西药不应该相互抵触,而应该相济为用,这样可以提高疗效。
因此,在临**,他采用了中药、西药配合治疗的方法。
例如,治疗肺结核当时普遍采用的方式是服用或注射西药阿斯匹林,但副作用不小。
张锡纯采用了阿斯匹林治疗,结合中药玄参、沙参以及生石膏等进行辅助的方法,不失为一种独特的思路。
此外,恽树珏在中西医结合的问题上,主张“改进中医”
,既反对在此问题上顽固地迷信国故、尊经崇古,对中医抱有故步自封的态度,又反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医学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做法。
他倡议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取西国学理补助中医”
,而不是简单地中西医“漫然杂糅”
。
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医学工作者以及有关人士在中西医结合的实践方面始终都没有取得重大成绩,客观上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科技水平的限制,主观上也有“中西医汇通”
学派的自身缺陷。
这些提倡“中西医汇通”
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中医出身,对西医缺乏系统的了解和研究,因此在汇通过程中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往往都是采用的偏重中医的态度,使实际工作的成效受到了制约。
尽管如此,他们的尝试毕竟为后人开辟了一条积极的探索之路,对提高中国整体的医疗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六、植物学
在植物学方面,吴其濬[5]前后共用了7年时间,于1847年写成《植物名实图考》一书。
全书7万余字,凡38卷,分12大类,记载植物达1741种,每种植物的记载着重叙述其名称、形色、味道、品种、产地、生活习性与用途等内容,并附图1800多幅,涉及的学科门类有植物学、农学、药学、林学、园艺学等方面,内容非常翔实丰富。
所附之图都以实物为依据,精心绘制而成,图形清楚,线条流畅,形态逼真,堪称精品。
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既综合了以往的学术研究成果,又不为前人旧说所限制,发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与明代李时珍所撰写的著名的《本草纲目》相比,《植物名实图考》所收录的植物增加了519种,而且绘图更加精美准确,成为我国近代第一部药用植物志。
作为近代清代最重要的一部植物学、药物学的代表作,《植物名实图考》出版后,深受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
1870年,德国人布瑞施奈德在他所著的《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一书中认为,《植物名实图考》是中国植物学著作中有价值的作品,“刻绘尤为精审”
,“其精确程度往往可资以鉴定‘科’或‘目’,甚至‘种’。”
并在这本书中采用了一些《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图。
明治维新后,即使在日本西学大盛之时,也对吴书大加推崇。
至今很多国家图书馆都藏有此书,许多现代植物学家在考虑植物的中文名称时,仍需要利用此书或依据此书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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