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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涉及中风、咳嗽、吐血、中暑、痢疾、阴症、老人、小儿、妇女等病症，以及用药、制剂、处方、煎服、延医等治疗方法，刊行之后，极为风行。
1862年，他又重新审订了1837年的旧著《霍乱论》，对原著加以增删，改名为《随息居重订霍乱论》。
书中就霍乱的病情、治法、医案、药方四个方面阐述了霍乱的症状和防治办法。
此书得到社会上的高度重视，“医者奉为圭臬”
。
晚清时期的吴尚先吸收前人和古典医籍中有关外治的论述，并汇集民间的外治方法，集20年的行医经验，数易其稿，写成理疗外治专著《理瀹骈文》（初名《外治医说》）。
这部著作以骈体文形式写成，对中国传统的中医外治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创立了若干外治的方法，其中包括药贴（膏药）、温热、水疗、蜡疗等多种治法，为中国医学采用综合治疗法做出了贡献。
孙文植作《外科传薪集》，对中医外科常用的验方、外用药、膏药的配制和用法以及外科器械的使用，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并对王洪绪的《外科全生集》作了注释、补充和修正，一百多年来一直为中医外科医家们所推崇。
费伯雄也是近代著名的中医专家，著有《医醇剩义》、《医方论》、《怪疾奇方》以及《费批医学心悟》等著作。
其从医一生，主张师古而不泥古，不趋奇立异，善于变通化裁古方，创制新方，有较高的临床造诣，尤其是对慢性病有深刻阐述，是近代以善治虚劳名世的医家。
在近代中国的医学方面，发展较快的是西医。
在鸦片战争以前，一些传教士为了配合传教活动，开始在中国设立医院，翻译了一些近代医学著作，近代医学开始在中国出现。
鸦片战争以后，西医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西医的医院、诊所业务日益增多，外国资本还直接在中国兴建药厂、药房。
如1853年英商首先在上海建立了老德记药房，1868年德商又办起了科发药房，1886年英商创办屈臣氏药房等，中国的西药市场几乎全部为外商所垄断。
随着西医的发展传播，中国人也逐步掌握了西医的知识和技术，开始了自己的西医活动。
他们有的曾在外国医院工作过，逐渐掌握了西医治疗术，能够独当一面。
像广东人邱浩川曾经给英国医生皮尔逊充当助手，并给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接种过牛痘，写了一本《引痘略》。
又如曾在外国医院工作过的关韬学会了做比较复杂的外科手术。
另外，还有一些人通过到国外留学，学习了西医知识，成为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学者。
例如，黄宽于1846年赴美国留学，后又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成为我国最早接受美英教育的医务人员。
他在1857年回国后，曾入李鸿章幕府，担任海关医务处医官。
伍连德曾赴英国留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08年回国后，任天津陆军医学校副监督，后奉命到东北办理防治鼠疫事宜，只用了4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得到各国医学界的普遍赞扬，并获得俄国沙皇和法国总统颁发的勋章。
1911年，在中国沈阳召开了有11国参加的国际鼠疫会议，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交流会议。
会上，伍连德被推选为主席和万国鼠疫研究会会长。
辛亥革命后，他又多次主持防疫工作，为中国早期防止疫病传染工作做出了贡献。
金韵梅也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医学家，1885年以第一名的身份由美国纽约大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毕业，曾在《纽约医学杂志》发表医学论文，获得好评。
1888年归国，先后在成都、厦门等地开业，1907年至1915年任北洋女医院院长，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女医生。
与此同时，中国自办西医方面的教育事业也开展起来。
1865年，北京同文馆中设立医学科，聘请外国教习如英人德贞等讲授解剖、生理、化学等课程，但每班人数不多，而且不能实习，没有临床经验，因此，同文馆培养的医学生并无显著成绩。
1888年，李鸿章在北洋海军系统内设立了天津总医院，附设医学堂，1891年改名北洋医学堂，为中国官办医学专门学校的开始。
1902年，天津创办北洋军医学堂。
1903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医学馆，1906年，改为京师专门医学堂。
辛亥革命以后，北京、杭州、江苏、江西、湖北、河北、山西等地也都设立了医学专门学校，西医教育逐渐推广开来。
西医队伍的不断扩大，西医教育的不断推广，也促进了中国医学研究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学术团体。
1915年，中华医学会在上海成立，颜福庆为会长，并出版中英文并列的学术性杂志《中华医学杂志》，由伍连德担任总编辑。
中华医学会的成立，对于近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外医学的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医在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传统中医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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