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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湖北、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陕西、云南等省也相继建立了省级公共图书馆,它们均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开放。
京师图书馆也在李瑞棻、罗振玉和张之洞的奏请下于1909年开始筹建。
学校图书馆也同时产生了。
学校图书馆以京师大学堂图书馆为代表。
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的前身是该学堂藏书楼,创办于1898年11月。
《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中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宏,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济览而广天下风气。
1902年,张百熙奏陈恢复京师大学堂,并于是年设立藏书楼,分别提取各省的官局书籍或购买民间旧本,时务新书,已译未译西书,归入藏书楼。
京师大学堂图书馆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身。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私人图书馆,其中最著名的要算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创建的图书室(1909年定名为涵芬楼),即东方图书馆的前身。
涵芬楼首批重要藏书是收入绍兴徐树兰熔经铸史斋50余橱藏书。
后来,“凡遇国内各家藏书散出时,总是尽力搜罗;日本欧美各国每年所出新书,亦总是尽量购置”
[14]。
涵芬楼以收藏古籍善本著称,由于集中收购了几个藏书家流散的藏书,因而拥有许多精品。
近代图书馆与旧式藏书楼的根本区别,在于图书馆联系众多的读者,向读者开放,而藏书楼则采取封闭的体制,与社会隔绝。
在此时,对社会公众开放已成为变革后的旧式藏书楼和新建图书馆的主要活动方式,也是社会公众对藏书机构的共同要求。
在近代图书馆的产生过程中,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敲响了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藏书楼的丧钟,揭开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新的篇章,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到20世纪初,以湖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为代表的新式图书馆的创建,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最终确立。
二、近代博物馆的出现
博物馆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但具有近代性质,作为独立的文化教育机构意义上的博物馆,却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的展开而萌芽并产生的。
保存和研究历史文化遗物,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从商代起,王室官府和贵族已经开始重视对文物的搜集和保存。
这一悠久历史是近代以来中国博物馆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中国博物馆的历史渊源。
到19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历史渊源加上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博物馆的影响,就逐渐形成了中国近代博物馆产生的客观条件。
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西方的博物馆作为一种新事物被介绍进中国。
1849年出版的徐继畲《瀛寰志略》中就提到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军功厂”
和“古玩库”
。
此后,中国外交官员、洋务人员和留学生也都将西方各国的博物馆情况写进他们的游记和随笔中,用“画阁”
、“古物楼”
、“积宝院”
、“博物院”
等名目来描述外国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和文物模型。
虽然这些人对博物馆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一般风物人情的角度来了解,还不是对博物馆的专门考察和研究,但这些介绍使中国人耳目一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博物馆这一新生事物的社会意义,促动了建立博物馆的社会要求的产生。
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建立了一批新式博物馆,作为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文化教育宣传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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