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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曼尼德斯篇》乃是柏拉图对话中最难读的一篇，对理解柏拉图后期思想与前期的不同具有重要意义。
陈康以其深厚的功力将其译出，并加了九倍于原文的注释。
这些注释包括文字校勘、词句释义、历史考证和义理研究四项内容。
该注释1944年出版后，受到哲学界的高度重视，被认为是解决了柏拉图哲学研究中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超出一般柏学注释家远矣”
的力作，“于介绍西洋哲学名著方面，尤其开一新风”
。
陈康本人也因此被公认为“中国哲学界钻进希腊文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第一人”
[12]。
这一时期，一些过去没有受到重视或充分研究的学派，如逻辑实证论和新黑格尔主义，经过洪谦和朱光潜等人的努力，也传到中国，使中国读者得以有机会比较全面地了解它们的形成和理论特点，从而填补了现代西方哲学在华传播的某些空白。
还有一些学派，虽不是新近输入，但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新的重视和宣传，如以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抗战时期就被“战国策派”
等大力宣扬，形成了近代中国的第三次“尼采热”
。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翻译比前一时期少了一些，但其中有些优秀之作，不仅开辟了新的研究园地，在内容上也更为精深了。
尤其重要的是，此期西方哲学在传播过程中，与中国传统的唯心主义进一步结合起来，对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体系产生了推动作用。
无论是贺麟的“新心学”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还是冯友兰的“新理学”
、金岳霖的“论道”
等，都是东西方哲学相互融合的产物，一定程度上也传播了西方哲学。
外国文学方面，从抗战全面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翻译和介绍苏联战前的作品以及世界古典名著为主；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战胜利期间，除继续前期的翻译介绍外，重点转向翻译英美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作品；到解放战争阶段，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介绍得到了扩大。
据不完全统计，此期共译出外国文学作品（不包括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的）百余种，印数多达数十万册，是民国翻译文学史上出版最多的一个时期。
其中，单是俄苏文学翻译出版就不下数十种。
[13]这期间外国文学的传播在内容和体裁上都十分丰富，从西欧古典文学到当时反映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从古老的希腊文学到当时还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的文学，可谓琳琅满目。
有些作品的传入速度相当迅速，往往是在国外应时而作，国内便应时而译，一作多译也不乏其例。
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部分内容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后，翻译家陈瘦竹便立即译出一节并加以发表。
美国作家萨洛扬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喜剧》，差不多刚出版，中国就有了译本。
名著名家名译众多，也是此期外国文学输入的一个显著特点。
俄苏文学译介方面，高植、梅益、曹靖华、耿济之、戈宝权等人大显身手，表现不凡。
高植先后翻译了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同郭沫若合译），梅益译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教育了几代中国人；曹靖华翻译的关于苏联卫国战争的系列作品，耿济之翻译赫尔岑的长篇小说《谁之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兄弟》，戈宝权翻译的《普希金诗选》等，均为出色的译作，畅销一时。
此外，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名作，此期均有了较好的中文译本。
姜椿芳等译的《苏联卫国战争诗选》，茅盾组织翻译的《苏联卫国战争小说丛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并发挥了激励中国人民抗战斗志的作用。
英美文学方面，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最为引人注目。
其中又以朱生豪的成就最为辉煌。
朱氏为翻译莎剧付出了毕生心血，共译出莎剧31部，只剩3部半因英年早逝未及译出，令人惋惜。
朱生豪的翻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而且流畅优美，在中国影响极大。
冯亦代、朱雯、傅东华等人对美国文学的译介成绩突出。
冯氏此期翻译出版了海明威的剧本《第五纵队》，朱氏翻译了赛珍珠的《爱国者》，傅氏翻译了密西尔的长篇巨著《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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