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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有关无线电的科技书籍也被翻译介绍过来，如英国人赫卿荪的《无线电浅说》、《无线电的原理及应用》等。
另外，一批外国科学家和学者还到中国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直接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
例如，1933年，无线电的发明者马可尼来华访问，传播有关学说。
美国数学家维纳1935—1936年曾在清华大学任教；国际航空大师冯·卡门1929年和1938年两次来华，帮助中国进行航空研究；抗战前夕，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尼尔斯·玻尔来中国访问讲学等。
比较而言，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成果的引进主要是为了适应国内近代工业和教育需要，多数与民用技术有关。
最后，还应特别提及一下弗洛伊德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情形。
弗洛伊德学说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类文化综合思想成果之一。
它在五四时期作为新思潮传入中国，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掀起了一个传播**，人称“弗洛伊德热”
。
在这一热潮中，章士钊、高觉敷起了较大作用。
章士钊从五四后期开始钻研弗洛伊德学说，1929年，他写信给弗洛伊德表示要研究和介绍他的学说。
弗洛伊德同年回函道：“无论您采用什么方式完成您的设想，无论是在您的祖国——中国开辟心理分析这门学问，还是……以贵国语言的材料来衡量我们关于古代表达方式的推测，我都非常满意。”
[10]次年，章士钊将弗氏的自传译成《弗洛伊德叙传》出版。
这一时期，弗洛伊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他有关学说的著作纷纷译成中文，其中最有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的，当推高觉敷1930年翻译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论》和1936年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此外，国内心理学和教育学杂志，也刊登过不少介绍和研究文章。
朱光潜在1930年和1933年分别出版了《变态心理学派别》和《变态心理学》，对有关无意识、梦、泛性欲说、心理分析等理论和方法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当时，文化学术界对该学说的价值评价不一。
但无论如何，它对我国心理学、教育学、文艺学、美学等学科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是事实。
尤其是对文艺创作的影响相当明显。
郭沫若、杨振声、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中，就留下了此种影响的鲜明印记。
法西斯主义这一时期也在中国得到一定的传播，并曾获得蒋介石的支持，为其专制统治服务，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外国文化的传播
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时期。
烽火连天的战场并没有中断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相反，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复杂，相应的文化斗争也更为紧迫，在某种意义上为外国文化的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一时期，中国人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和引进，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从中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理论和实际的帮助。
因此，在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应用和发展的过程中，外国文化的传播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如翻译选题的趋时性和实用性，译述形式的通俗化和民族化等，并在这些方面达到了新的发展水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直接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深入的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经典著作的翻译，也是整个民国时期数量最多的。
据不完全统计，此期共计翻译马列经典原著378种，占解放以前翻译总数532种的绝大多数。
[11]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合著的汇编本特别多，如《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革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等。
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如西洛可夫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的《新哲学大纲》和《辩证唯物论》等，也被翻译和介绍。
特别是在整风运动过程中，还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宣传运动。
与此同时，西方其他哲学的传播也有一定的进展，一些哲学流派受到了学界的较大关注。
为了推动中国人民深入了解西方哲学，1941年，以贺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成立了“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
，设置专职的研究编译员。
经过积极工作，翻译和出版了一些一流的译著，如陈康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贺麟的《致多篇》、谢幼伟的《忠的哲学》、樊南星的《近代的哲学精神》和任继愈的《西洋哲学名著选辑》等。
其中，陈康的工作最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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