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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兽派”
、“新写实派”
、“理想派”
等艺术流派。
建筑艺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也开始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主义建筑形式和风格。
历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有了较大发展,一批马列主义的历史学理论论著被系统翻译到国内,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原始基督教史论》,梅林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等,还有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历史理论的论文集和专题文选发表。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外国史学著作也大量介绍进来。
如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史》,苏联历史学家波卡洛夫等的《唯物史观世界史》等,在此基础上,中国进步历史学家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发表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著作。
与此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取得较大收获。
这一时期对西方著名史学理论和史学名著的翻译引进,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是整个民国时期所仅有的。
很多在西方很有影响的历史著作被译成中文,范围涉及历史研究的许多方面,不少著作的译本还不止一个。
如1928年梁思成、向达等人翻译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世界史纲》;1931年谭建常翻译了美国历史学家布尔(Buell)的《欧洲战后十年史》;1933年和1934年,民智书局和开明书局先后出版了英国史学家司各特(Er)的《史学与史学问题》中文本,1934年姚莘农译出美国史学家海思等人撰写的《近世世界史》,1935年,吴蠡甫、徐崇铎等人译出海思等合著的《中古世界史》。
此外,著名史学家如美国的班兹、绍特韦尔、桑戴德、汤姆生,法国的拉波播尔,英国的贺益兰等人的著作,也或多或少地得到翻译介绍。
一些中国学者还以西方历史学著作为蓝本编写了一些历史书,如何炳松的《近世欧洲史》,张仲和的《西史纲要》等。
除了世界通史和专门史的翻译与介绍之外,这一时期国别史的翻译与研究也发展较快,且不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亚洲、非洲一些国家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也有介绍。
1927—1937年,西方社会学、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较为深入的传播。
社会学方面,许多名著被翻译出版。
如黄文山译素罗金的《当代社会学说》,杨东荪译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黄凌霜译阿伯尔《系统社会学》,钟兆麟译《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变动论》,王力译《社会分工论》,周谷城译《社会学大纲》等。
一些著名西方社会学家还来华或应邀来华讲学,如1929年,美国社会学家、人文区位学的创始人罗伯特·帕克来华讲学,传播其理论;1932—1933年他再度来华,推动了实地研究的进展。
1935—1936年,英国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布朗应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吴文藻的邀请来华讲学,开设“比较社会学”
和“社会学研究”
等短期课程,并指导林耀华等中国学者的博士论文。
另外,西方著名社会学家萨皮尔、阿伦斯堡等人也都曾于此期来华讲学,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经济学方面,20世纪30年代国内专门的经济杂志约有50种,其中绝大多数都将介绍和研究西方经济思想理论作为重要的工作来开展。
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被翻译介绍过来,王元化、王造时、陈作谋、王亚南、郭大力等人先后翻译了李士特、李嘉图、克莱士、狄尔等人的著作。
不少学人还自撰著作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如刘秉麟的《经济学》、赵兰坪的《经济学》,均多次再版,在国内影响很大。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经典著作《资本论》,这一时期也陆续有些译作(部分)发表。
在自然科学方面,翻译和引进国外科技成果的工作得到广泛开展,比以前更加深入和系统。
这一时期,回国的留学生和国内学有专长的新一代人才已经成长起来了。
随着各种公私教育研究机构的设立,中国自然科学的教育研究体制逐步确立,使得外国科技成果的传播已经从以前零散无序的劳动,进入到主要由中国科学家自己来有系统、有目的地引进和吸收的阶段。
一些自然科学名著,如哥白尼的《宇宙之新观念》、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哈维的《心血运动论》、巴斯德的《酸酵的生理学》、彭加勒的《科学之价值》等,分别被翻译介绍到国内。
其中,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李善兰在19世纪60年代便开始节译,但直到70年后的1931年,才由郑太朴完整地翻译过来,圆成了这场延续了70年的科学翻译梦。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该书所说明和规定的人们可以继续检测的方法,无疑是为近代中国科学界提示了一个全新的重要领域,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索”
[9]。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社会对无线电的研究相当时兴,不少科学书刊均将无线电的知识作为主要内容加以介绍。
1932年还成立了中国业余无线电研究班,编辑出版专门杂志,介绍国内外有关无线电的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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