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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中国文艺界、学术界人士如梅兰芳、刘海粟和李四光等应邀到西方各国讲学、交流，直接开展传播中国文化的活动。
就整个民国时期而言，此类活动在这一时期是最为频繁的。
193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族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全国人民奋起抗战，赢得了苏联、英、美等西方反法西斯国家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敬意，各国文化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谴责日本的侵华行径和摧残中国文化的罪行，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与此同时，许多欧美文化组织，如苏联作协对外文化协会、英国“左翼书籍俱乐部”
、法国和美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
等，则向国内大力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和精神，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翻译中国现代文学和抗战文学。
特别是中国抗战文学，此期成为欧美知识分子热切关注、积极译介的重要内容，它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这一时期，苏联作协对外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国际文学》，就以六种文字大量翻译中国抗战文学作品，几乎每期必载，还出版“中国抗战文艺特辑”
。
法国“中国人民之友社”
在中国抗战爆发一年内，竟散发了25万多份传单，举行350多次讲演，向法国人民介绍中国抗战情况和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
同时创办《中国》月刊杂志，专载中国抗战文学作品和中国政论文。
此外，它还与“法国文化协会”
一道举办了中国文化展览会，大力宣传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的贡献和日本摧残中国文化的罪行。
美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
则创办了《现代中国》和《中国月报》等，从事同样的文化传播活动。
这一时期，西方各国记者、作家、政治家、艺术家等纷纷来华，了解中国的抗战和抗战的中国，出版了大量具有国际影响的有关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亦译为《西行漫记》），政论家和作家威尔基的《天下一家》，记者毛那的长篇报告《卧龙醒了》，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中国在反攻》，斯特朗的《五分之一的人类》和《中国的一百万人》，英国作家勃特兰的《华北前线》，“牛津派”
冠冕诗人奥登与作家伊修乌特合著的《到战争去的行程》，中日问题专家阿特丽的《战争中的中国》，苏联著名摄影家卡尔曼的报告文学作品集《在中国的一年》，美国摄影师伊万思和万农、贾白在炮火中拍摄、反映台儿庄抗战壮景的《四万万人民》等。
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颂扬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同时，赞美了中华民族古老而鲜活的民族精神，表达了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空前的同情与尊重，从而使世界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坚韧、善良和热爱和平的美好品格。
正是在这一时期，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那种无理歧视，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变。
美国作家威尔基感慨地说：“现在不是土地，而是人民，给了我最强烈的印象”
[18]；捷克世界语翻译家柏罗斯·约斯在给中国人民的信中写道：“你们中国的胜利，也就是我们的胜利……我寄上国旗一面，来向你们这个有着伟大圣人和哲学家的大国致敬”
[19]；英国戏剧家菩蕤斯特勒致信给中国人：“以我这样一个赞美中国艺术及产生此种艺术的古文明的人自然认为日本的进攻你们爱好和平的民族是一种可怖的罪恶，我所读到听到中国对此种进攻的抵抗，只有增加我对贵民族的钦佩。”
[20]英国女诗人阿克兰和女作家阿特丽，也都对中国人民及其文化表示了钦敬之情，前者向本国人声称：“现在在战争中中国人民的英勇与坚毅，在战略上的优势，和他们的英雄主义与道德主义，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无匹的文明的前途。
这是全世界一切知识分子在反侵略斗争中站在中国一方面的原因”
[21]；后者则告诉中国人民：“未到中国之前，我就钦佩中国文化的高深与伟大。
在这次抗战中，我十分相信中国会为世界保存这最高的文化而战胜”
[22]。
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它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的抗战对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的直接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此期西方关于抗战中国的那些名扬天下的作品，许多当时也被译成中文反馈到国内，如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威尔基的《天下一家》等，它们对中国人更好地认识自我，对鼓舞中华民族的抗战斗志，都起到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这也是此期中西文化交流互动明显的特点之一。
二、中国文艺的对外传播
文艺总是文化交流中最活跃的领域，尤其是文学，常常成为各民族之间文化相互传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民国时期亦不例外。
这一时期，中国文艺外播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古典文艺仍占主流，但近现代文艺即民国当代文艺也受到一定重视，且总体说来，世界各主要民族对中国文艺的了解较以往大大加强了。
中国古典文学方面，首先表现为古典小说名著被大量译成各国文字出版，无论是内容的完整性还是准确性都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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