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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书法是直承清代余绪而另有风致。
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对北碑艺术的弘扬，到民国初期才真正形成一代风气。
随着新式学校的兴办，书法教育也日渐普及，各种书画协会也无不以书法作为研讨重点。
由于印刷业的发达，刊物的风行，名家墨迹以及好碑好帖得以广泛传播，习书者可博览择精，不为某家所囿，因此书坛体态之繁，远过前代，书家辈出，各领**。
民国初期的书法，以沈曾植、吴昌硕、曾熙、李瑞清四家影响最大。
沈曾植以博学闻名全国，其书融篆隶碑帖于一体，笔势顿挫，洒落蕴藉，既富金石气，又富书卷气。
吴昌硕不仅画艺出众，于书法金石也无所不精。
其绘画成就主要得力于他的书法金石功底。
诸体兼善，尤长于篆书和行书，影响极广，陈师曾、王个簃、沙孟海等俱入其室。
李瑞清是近代著名的书法教育家，精研书道，誉满海内外，只是恪守古人，单调呆板。
其功力极深，时人号为“百衲体”
。
曾熙与李瑞清并称一时，书法得《夏承碑》与《张黑女碑》之神髓，喜用秃笔枯毫，瘦劲志辣，但流畅圆活。
到民国中期，书坛的风气又有了进一步的改变。
书法家们大都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故跃起于书坛的大家众多，书体不一。
如郑孝胥碑帖兼长，吴敬恒擅长楷行，周庆云参习汉隶北碑，易儒善于篆隶行楷。
书坛风气的活跃和风格的多变，加快了书坛近代化的节奏，其中章太炎的“章草”
和于右任倡导的“标准草书”
影响尤大。
为了提高书写节奏，促进社会的现代化，章太炎极力提倡章草，认为章草是汉字书写最简便的方法，因而对章草法帖极为搜求，加以整理。
而他的书法成就，则得益于其精深的文字学修养。
对章草的提倡确实开创了民国一代新书风。
后来于右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推导“标准草书”
运动，在书学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于右任的早期书法以行楷为主，力学北碑，并参入篆草隶法，雄强博大，沉着洒脱。
中年以后，精研草书，力求“易识、易写、准确、美丽”
。
他从历代名家的优秀书法中寻找美观易识的代表性符号，给形体多变的草书定型归类，释例说明，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对书法艺术的普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他的草书以魏碑笔法为脉，博采约取，融会贯通，自成一格，流畅自然，形美笔简，劲健奇崛，仪态万千，可谓卓然大家。
在20世纪30年代享誉书坛的还有赵子云和马公愚。
二人皆为吴昌硕之高足。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民国后期，书坛已是群雄逐鹿。
马一浮、诸德彝、叶品三、邵元冲、华世奎、傅增湘、欧阳渐、骆文亮等各领**。
而其中之杰出者当数沈尹默。
其余王树人、潘伯鹰、胡小石、童大年、赵尧生也各有所长。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而民国初期，丝织印染工艺原地踏步，不见起色。
刺绣工艺却异军突起，人才济济，名秀丛起。
1911年，著名工艺家沈寿在天津开办了绣工传习所，1914年应张謇之聘，至南通主持女红传习所，培养了大批刺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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