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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质学和生物学的率先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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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质学和地理学
在民国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中,地质学走在最前面。
早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政司下就设立了地质科,由章鸿钊任科长。
它一成立,便向各省下达公文,征调地质专业人才、地质参考品及各省地形地貌图,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作。
特别是所长章鸿钊,连续发表《调查地质咨文》及《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强调地质调查之重要,提出“谋国者,首宜尽地利以裕民财;欲尽地利,则舍调查地质盖未由已”
,进而呼吁:“专设调查所以为经营之基,树实利政策,以免首事之图,兴专门学校,以育人材,立测量计划,以制舆图”
[7],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为地质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不久,北京政府工商部也成立了以丁文江为首的地质研究所,并招收了第一批地质专业的学生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祐、李学清、刘季辰、王竹泉、李捷、谭锡畴等22人,这是我国第一批经过正式培训的地质专门人才,许多人日后都成为中国地质学的中坚力量。
民国初年,新兴的地质学队伍在丁文江等人的带领下,对正太铁路沿线及云南、川黔边界地区进行了为时两年的大规模地质调查,得到了初步锻炼。
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正太铁路沿线地质报告》,成为我国第一篇用中文撰写的地质报告。
1916年3月,中央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丁文江出任所长,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一个地质调查与研究机构,也是我国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专业研究机构。
它下设地质调查、古生物、新生代、经济地质、工程地质、地球物理、燃料、土壤等研究室。
以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创建为标志,我国现代地质学的发展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各高校的地质学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北京大学。
1918年,它恢复了地质系,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葛利普(A.W.Grabau)及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谢家荣等前往任教,课程逐渐完备,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加,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喜人局面,各方面成果陆续问世。
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正式组建,章鸿钊被推举为首任会长,创办会刊《中国地质学会志》,1926年后,又出版了《地质评论》。
继北京大学恢复地学系后,1927—1928年,南京中央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也先后成立了地学系,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
各方面研究的开展、人才的集中、队伍的壮大,所有这一切为地质学新纪元的到来铺平了道路;而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又加速了这一进程。
1928年,著名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正式挂牌,两年后,北平研究院的地质研究所也创建起来。
接着,河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福建等省都成立了独立的地质研究机构,地质事业,在大江南北的广阔大地上开展了起来。
民国地质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质调查方面 地质调查所成立后,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工作,由王竹泉调查山西,谢家荣调查甘肃、湖北,刘季辰调查云南、浙江,谭锡畴调查山东,他们足迹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
1921年翁文灏主持所务后,调查范围进一步扩大,东北至黑龙江,西南至云南,西北至甘肃、青海,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版图。
这些大规模的调查,获取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各地的地质、矿产资料,为地质学各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地质构造与地层运动方面 这方面课题是整个地质学的一大难点。
因此,它的成就大小,也最能反映一个国家地质学的发展水平。
在这方面,我国地质学界取得的成就卓著,举世公认,为祖国的自然科学赢得了荣誉。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著名地质学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章鸿钊就大胆地将相对论运用于地质学研究之中,认为“大体言之,时代愈古则距离愈大,地层愈分则失之愈易,两地相距愈远,则比较推测之结果愈不可恃”
[8]。
由此提出著名的“级求法”
,即时代与层级间的对比关系,必当由远而近,以此类推,以时距较大者为单元,以纪为时代单元,将全球以东西经度、南北纬度为准,划分为无数极小区域,以任何区为中心,列于其周者为带,由近而远等。
还提出“时准”
概念,即地质单元必须与地层时代(代、纪、世、期)相一致的概念,这在当时令地质界同人耳目一新。
在地壳运动的研究上,李四光、章鸿钊、黄汲清、翁文灏、孙健初等群英荟萃,光彩照人。
他们的成就,充分显示出我国新兴地质学界的坚强实力,为地质学日后的进一步腾飞,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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