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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仅就他们的各自成就，略作介绍。
章鸿钊的主要贡献，是在中生代地壳运动及中国大地构造理论方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专论，对此进行了集中论述。
在《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一文中，他着重论述了震旦方向与地壳运动方向，火山岩系地质时期，震旦运动的五期划分，震旦运动与火成岩间的关系及震旦运动的成因。
文中首先界定了震旦运动这一术语的涵义，并将它划为五期，五期运动方向多与震旦方向即北东——南西近于垂直，指出它是造成中国东部中生代以后褶皱的侧压力的主要方向。
文中还特别论述了造山运动，指出五期运动中均发现有逆掩断层及倒转褶曲等，认为这正是造成中生代后造山运动的明显特征，所有这些，立论新颖，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在《中国中生代初期之地壳运动与震旦运动之异点》一文中，他根据震旦运动与火成岩的特点，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造成中国东部中生代后褶皱侧压力走向的问题，认为这些力均是东部沿海地向斜沉积所导致的岩浆往返流动所形成的波动引起的。
文章对比了太平洋东西岸的造山运动，认为从侏罗纪以来大致相同，力源来自于太平洋中部，涉及东西大陆沿海各区域。
由于放射性所产生的热量，发生巨大的喷发，喷发的物质形成了月球。
月地分离后，地球失去大量物质，由于等压的调节，导致了一场规模巨大、覆盖面广的地壳运动。
南北美地壳向西移动，澳洲向东急进，印度与南极大陆相继分离，印度大陆向北推进，于是造成了太平洋两岸运动的同时性。
在当时中国地壳运动与地质构造理论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的情况下，章鸿钊对太平洋区域地壳运动的认识与探索，极富有启迪性。
不过，在这一方面，成绩最大的还是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赴日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11年回国参加留学生考试，列为最优等，被清廷赐为“工科进士”
。
1913年他又赴欧留学，5年后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质系毕业。
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地质学研究事业，为我国地质学的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在李四光以前，人们都认为，中国华北地区在临近地质时期是一片沙漠，根本不可能存在冰川。
而李四光根据自己的研究，大胆推翻了这一论断。
1922年，他在英国《地质杂志》上发表专论《华北挽近冰川作用的遗迹》，明确提出这里存在过冰川，从而打破了中国地质学界在冰川研究方面的沉寂局面，引起了国内外地质学界的高度重视。
1926年，他发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一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论断，即地球自转速率的变化，是地壳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
对此，时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篇文章可以说为研究地质构造与地壳运动的规律，提出了一份新的蓝图”
[9]。
1929年，李四光发表专论《东亚一些构造型式及其对大陆运动问题的意义》一文，提出东亚地质构造有七种形式，并分别命名为：山字型、多字型、帚状、帚——三角状、入字型及膝型，而其中山字型是发育最广泛、最易被识别、因而也是对地壳运动最有用的一种构造型式，这一观点也引起了地质学界的广泛关注。
20世纪20年代末至抗战之前，李四光的一个最为重大的科研成果之一，就是对中国第四纪存在冰川现象的发现和论证。
长期以来，国际间充斥着中国内地在第四纪并不存在冰川的结论。
但李四光通过亲自在太行山麓和大同盆地的实地考察，推翻了这一结论。
以后，他继续在长江两岸特别是庐山实地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于1930年写出了中国第四纪冰川地质上划时代的名著《冰期之庐山》一书。
这一发现，不仅对地质学，而且对于古人类学都具有重大价值。
1935年，李四光应邀到国外讲地学，讲稿后来整理成《中国地质学》一书出版。
这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地质学，在国内外引起颇大反响，被李约瑟称之为“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质学著作”
。
此外，李四光还修正了长江三峡寒武纪地层的划分，确定了冰碛层的层位，奠定了南方“震旦系”
的分层标准，《火成岩侵入体之新研究法》、《中国北部古生代含煤系之分层及其关系》等，就是反映他这些成就的重要著述。
在二叠纪的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要数黄汲清。
当时，对于二叠纪，国际地质界原来是以苏联乌拉尔西坡Perm地区作为标准地层的，而黄汲清认为，以此作为全球的对比标准，实在不理想。
于是，他根据自己在中国南方实地考察的资料，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国的二叠纪应分为船山统、阳新统、东平统的看法。
为此，他陆续发表了《中国南部之二叠纪地层》、《中国南部二叠纪珊瑚化石》等六部专著，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瞩目，并最终取得了国际地质学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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