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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新定学制颁行后，中医界随之便举行了“救亡”
请愿，1914年11月，神州医药总会叶晋叔等代表19省市中医“救亡”
请愿团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国务院请愿，要求中医加入学系，此后大的请愿活动共有9次之多，如1929年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反对废止中医案，1929年12月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反对歧视中医等。
另一方面，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医界为求得生存，还积极提出“中医科学化”
口号，并发展成为一种运动。
在此斗争历程中，传统的中医学也不断得到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中医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恽铁樵一马当先。
1922年，他撰写《群经见智录》，对《易经》、《内经》的基本理论提出创见，成为我国近现代研究中医理论的集大成者。
该书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上，科学地解释了《内经》体系，指出《易经》与《内经》的基础在四时，二者的主要理论都是从研究自然界最明显，最常见的变化规律而来，这样就揭开了《易经》、《内经》的神秘外衣。
五行、六气皆为四时而设是恽氏的又一创论。
基于这一思想，恽铁樵第一次强调指出五行相生的顺序与四时递变相同，所谓“内经五脏即四时的五脏”
，一句话揭示了中医基本理论、特别是脏象理论的奥秘，说明了中医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在客观上也捍卫了传统中医体系的完整性。
杨则民的《内经之哲学的检讨》，是对《内经》研究的另一力作，也是现代中医界最早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系统地研究《内经》的专论。
作者以维护中医体系为己任，在剖析了当时研究《内经》的几种倾向后，旗帜鲜明地提出《内经》的指导思想即是辩证法。
接着，作者详细阐释了《内经》的基本内容，第一次从哲学高度强调中西医体系不同，并提出独到的改进中医的见解，为《内经》研究的拓展做出了空前的贡献。
此外，张锡钝的《衷中参西录》也是此期中医学研究的硕果。
他在前人基础上，发展了脏象学说和解剖生理互证，重点研讨了肝左脾右说，脑为元神心为识神说，难经言心脏七孔三毛与近代解剖的关系，并且进一步提出了三焦即输尿管，心力衰竭与肾不纳气相通，脑充血与薄厥相近，难经论肺为五脏六腑之所终始相当于生理学上的小循环等汇通学说，从而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发展。
张锡钝有“实验派临床大师”
的美誉，他的《衷中参西录》也是中医临床方面的杰作。
该书在现代中医书中流传最广，至今仍经得起检验。
张锡钝自觉地接受现代实验科学方法，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通过切身体会来求知，他的这种一丝不苟、细致观察和描述病情、体验药效的研究方法，开辟了一代新的学风。
后人在评价他时，指出他的最大成功处即在于：建立完整的病历，及时总结经验，把感性认识逐步提高到理性认识。
在伤寒论研究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曹颖甫的《伤寒发微》、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包识生的《包氏医宗》、谭次仲的《伤寒评志》、黄竹斋的《伤寒论集注》、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余无言的《伤寒论新义》、阎德润的《伤寒论评释》等。
由伤寒论的研究我们便可明显地看出民国时期医学的进展。
这一时期，伤寒论的研究远远突破了对张仲景原文的校订、训诂及对个别疑难条文的阐释，而进入到基本理论问题的开创性拓展阶段，由此而取得的一系列突破，充分显示出现代中医学的进步。
对伤寒病名的含义，各家对照中西学说，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对西医感染性疾病的理论核心——细菌学说，一半以上的论著都给予了详细的阐述；另外，在伤寒转变、六经含义、六经提纲及一些重要条文的解释上，也均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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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医学东传方面，以丁福保最为引入注目。
他一生致力于翻译医书、出版杂志、组织医会、创办医院、疗养院，著述丰硕，被誉为是一代学术名家。
1900年，丁福保编印了第一本通俗的西医常识书《卫生学问答》。
1914年，他将由日文译成的68种医学著作编成《丁氏医学丛书》，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现代西方医学知识，一举获得柏林及罗马的万国博览会最优等奖。
自民国初年至20世纪30年代早期，丁福保的一项主要工作是编辑《中西医学报》，历时20年，迅速而又大量地把现代医学知识介绍给国人，适应了当时中国医学界渴望新学的需要，对促进中医界了解西医做出了重大贡献。
据统计，他这一段时间的译作超过了自1851年合信起的所有教会译著的西医著作之总和，此后很长时间，也没有人在介绍和普及西方医学方面能与他相提并论。
在传播西医的同时，丁福保还极力主张中医科学化。
“中医科学化”
这一口号最早便是出自于他。
因此，在民国医学史上，丁福保的地位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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