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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整理中医文献方面，丁福保、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等人也有贡献。
他们整理出版医学书籍数千种，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中国医学大辞典》、《中国药学大辞典》、《四部总录·医药编》等；在开办中医教育培养中医人才方面，此期共创办了中医学校百余所，其中成就较大者约30余所，中医因而后继有人。
同时，中医报刊也出版不少，约500种，较重要的约100种，中医组织团体则达1000多个。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我国的现代西医、中医学均有了长足的进步。
虽然在发展历程中，二者一度出现了对立与抗争，但最终的趋势则是中西汇通，一部民国医学史便证明了这一点。
在现代中医发展历程中，最早提出并且贯彻始终的一个口号便是“中西医汇通”
。
中西医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相融、互补的一面，只有走汇通之路，才能使得彼此都得到健康的成长。
二、天文学与气象学
民国之初，我国的天文与气象事业尚未分家，天文观测及研究很大程度上附属于气象工作。
民国政府迁都北京后，教育部派员接管了清政府的钦天监，建立了“中央观象台”
，并成立了历数科，由高鲁主持。
1915年，中央观象台以中国天文学会的名义出版了《观象丛报》，月出一册，每册的前半部分以天文为主，也包含气象资料，后半部分则都是气象记录，其中大多是依据国外气象资料加以编译而成。
虽然如此，在当时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普及天文知识的作用，并且和国外出版物的交换，也打开了一条中国天文气象事业与国际交流的渠道。
民主、科学思潮的传播，使国人对天文，气象事业逐渐重视起来，天文气象事业因此不断得到发展。
1922年10月，中国天文学会在北京成立，两年后出版了《中国天文学会会报》。
1924年10月，中国气象学会也在青岛宣告成立，张謇、高鲁担任名誉会长，蒋丙然、竺可桢分别担任会长及理事。
天文与气象这才实现了初步分工。
1928年2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分别建立了天文研究所与气象研究所，自此，二者正式“分家”
，各自走上了规范化的发展道路，研究和建设的成果也不断问世。
天文事业方面，最突出的成绩是1934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落成，这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一座国立天文台，也是我国自己建立的第一座现代天文台。
其大部分仪器都由国外购进，设备精良，拥有包括600毫米反射大赤道仪（当时远东最大望远镜）、135毫米超人差自动子午仪在内的现代化设备，一时号称“东亚之最新式”
。
此后，我国的天文事业逐渐闻名于世。
天文学研究队伍中，以陈遵妫、张钰哲最有成绩。
前者在1930—1937年，先后出版了《流星论》、《宇宙壮观》、《星体图说》、《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全食》、《恒星图》等7部专著。
张钰哲早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发现“中华”
号小行星，回国后于1933年出版了专著《天文学论丛》。
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天文所西迁，在昆明东郊建立了我国西部第一个天文台，并于1941年成功地观测了日全食。
气象学和气象事业方面，也有一定进展。
1929年，南京钦天阁气象台落成，至1933年，全国各地的气象台已增至7处。
研究机构中，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做了大量工作，发表的有价值专论不少，其中《华北雨量的变率》较为著名，它指出华北地区大部分地带雨量的变率都超过20％，因此华北旱灾频繁；此外，他们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有《拉萨之气候》、《西藏高原及其四周之雨量》、《四川气候区域》、《中国高空气候初步检讨》、《中国气候区域新论》、《中国夏季风之进退》等。
气象学研究队伍中，蒋丙然、竺可桢、陈遵妫、陈正祥等成绩突出。
竺可桢1929年起就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着力进行地面测候、高空测候及利用国内外预测报告按日绘制天气图来预告未来天气的研究工作。
1931年，他出版了专著《中国气候区域》、《南京一年来之飑》；蒋丙然对气象学基本理论和台风研究有素，曾著有《实用气象学》、《气候学》、《气象器械及其观察法》等；陈遵妫则著有《农业气象学》、陈正祥著有《中国之霜期》、张印堂著有《云南气候的特征》等。
三、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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