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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国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所作的有价值的经济调查和统计成果。
如北平社会调查所及其前身社会调查部，1927—1931年对河北、山东棉花贩运的调查；对河南、山西等9省粮食的调查；对北平和上海工人工资、生活费等的调查；对百年来银价变动、中国内外公债和赔款的研究和统计等，都是有成绩的[7]。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所进行的农家经济调查和土地利用调查也值得一提。
其农家经济调查持续了5年（1921—1925），范围广及7省17县2644个田场；土地利用调查则持续了4年（1928—1931），所及范围更广，遍及22个行省、168个地区。
所调查的内容具体细致，并写成报告发表，对了解当时的农村经济大有助益。
[8]
除了对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较有收获外，民国经济学家对货币问题也进行过不少有益的探讨，如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推行白银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冲击时，马寅初等人就曾致力于研讨此一问题、纷纷提出积极的应对措施。
财政学、会计学、贸易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在民国期间也均得到了发展，并开始了各自的学科建设，由此可见这门学科内容丰富之一斑。
三、文化学
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诞生于民国时期，同其他新兴学科一样，它也是从西方引进，然后逐渐在中国发展起来的。
“文化”
一词德文为“kultur”
，英文为“Culture”
，原从拉丁文“Cultus”
而来。
我国古老的词汇中也有“文化”
一词，意为“文治教化”
。
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
一词，乃清末从日本引进，是对“Culture”
的意译。
直到五四以前，它常常与“文明”
混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标志着现代文化意识在中国蔚然兴起。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只进行单一的政治变革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必须进行封建文化传统的深层变革，否则就连民国这块招牌也将难以保住。
于是，人们开始空前关注起文化问题来。
五四时期，有关中西文化的比较、评论的文章大量发表，还出现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这样有影响的研究文化问题的专著。
人们围绕着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核心问题，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论争。
在论争中，对有关文化概念的内涵、文化的起源、结构、特性、变迁的规律等问题，纷纷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如关于文化概念的内涵，就出现了多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
；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里，提出了与梁漱溟接近的看法，不过将文明与文化作了区别，指出：“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
，先有文明，后才有文化。
梁启超则借用佛教名词来阐释文化定义，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他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易言之，凡人类心能所开创，历代积累起来，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之物质和精神的一切共同的业绩，都叫作文化”
。
这显然是一种广义理解文化的唯心主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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