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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关于文化的起源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
梁漱溟认为，文化的根源在人的所谓“意欲”
，意欲方向不同，产生的文化也就不同。
由此，他得出其“整齐好玩”
的中、西、印三大文化路向说。
共产党人瞿秋白、杨明斋等则针锋相对，在批评梁漱溟“意欲”
说的同时，阐发了对文化起源的唯物主义理解。
正是在东西文化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中，人们的文化意识不断加强，对文化本身问题的认识也日益深入，从而为文化学学科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可以说，五四时期是民国文化学的孕育阶段。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文化学”
这一名词至少在1924年即已出现，李大钊该年在《史学要论》中指出，历史学有三大系统：普通历史学、特殊历史学和历史哲学。
特殊历史学当称人文学或文化学，记述部分则可称为人文史或文化史。
但“文化学”
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却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后的事。
独立的文化学学科，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建立起来的。
1928年，陈序经在其课堂与演讲中都明确提出“文化学”
的概念，将之与其他学科并列齐称。
同年，谢颂羔出版了专著《文化的研究》，认为文化包含有八个方面的内容，依次是：哲学—科学，美术，伦理，社会学的惯例，政治与法律，宗教，社会的安宁与幸福，人生的极致。
在他看来，机械、交通、声光化电只是文化的工具，唯有人格的提高，智识思想的进步，才是真正文化的表现。
在该书中，他从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6个方面，对文化学的问题进行了阐释。
此后两年，陆续出版的有关文化学的论著，主要有孙本文的《文化与社会》、《社会的文化基础》；许仕廉的《文化与政治》；叶法无的《文化评价ABC》和《文化与文明》等。
此外，美国文化学家爱尔乌德的《文化进化论》，日本文化学名家西村真次的《文化移动论》，也分别于1930年被译成中文出版。
这两本理论译著，对民国文化学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1933年，朱谦之撰成《文化哲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我国学者大胆自创比较完整的文化学体系的开始。
在该书中，作者运用所谓文化的“历史研究法”
，对文化的结构进行了独特的分析：
在他看来，文化内容因本质的不同，表现为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又因进步的程度不同，表现为有层次之宗教的文化，哲学的文化，科学的文化，艺术的文化。
宗教的文化以印度为代表，哲学的文化以中国为代表，科学的文化以西洋为代表。
而一切文化归根结底又都趋向于艺术化。
这种观点，很容易使人想起梁漱溟的文化路向学说。
朱谦之指出，要把握文化的全局，必须对各文化类型自身进行横纵双向的观察，同时还需将其与各文化阶段联系起来作综合的透视，这样，全部文化的各部分分别呈现为各种类型，每一种类型又均可显现其发展的阶段，由此了解一个立体的文化。
朱谦之的文化学说虽然主观唯心主义色彩浓厚，但对于文化结构问题的有些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不失一定的思想价值。
朱谦之之后，认真研究过文化学并有所成绩的学者，主要有黄文山、阎焕文、陈序经、余天休等人。
黄文山很自觉和热心于在中国发展文化学，20世纪30年代曾在广州中山大学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文化学学会，并于1938年2月，以该会名义出版《文化学论文集》一书。
在该书中，他探讨了“文化学建设论”
、“文化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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