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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法则论”
、“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问题与文化学”
、“从文化学立场所见的中国文化及其改造”
等内容。
后来，黄文山又将此书中的有关部分加以扩充，出版过《文化学的建立》和《文化学的方法论》两本小册子，对文化学建立的可能性、路向、文化学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
至此可以说，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新学科，在中国已经奠基下来。
阎焕文、余天休这一时期分别著有《文化学》、《社会文化研究法》等著作。
陈序经是这些人中成绩较为突出的一个。
他乃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全盘西化论者。
在20世纪30年代激烈的文化论争过程中，他激发出研究文化理论问题的强烈兴趣，曾发表《中国文化的出路》、《东西文化观》和《南北文化观》等多种论著，阐发过文化具有整体不可分解性等思想观点。
1939年起，他正式在西南联大讲授文化学的课程。
1947年，撰成并出版《文化学概观》一书。
在该书中，他先简要论述了文化的分类、意义、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文化学发展史，并从伦理、宗教、政治、经济四个方面分析了文化的内涵。
然后，再说明文化形成的环境（如地理的、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基础，文化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如空间上的成分分析，时间上的层垒的分类）等问题。
最后从一致与和谐，回顾与前瞻，自由与平等，模仿与创造，个人与社会、国家与世界，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八个方面，对文化的特性、发展、转换、地域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框架庞大的文化学体系，应当说它大体代表了民国文化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不过，其缺失也很明显，那就是铺陈过宽，好些问题只是泛泛而论，显得深度不足。
特别是把文化的整体不可分性强调到极端的程度，既不符合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也有害于文化交流的实践，它是陈氏长期固执的全盘西化论偏见在文化学中的反映。
这一时期，有影响的文化学理论译著，有费孝通译马凌诺夫斯基的《文化论》（1946）、周俊章译史密斯的《文化传播辩论集》（1940）、杨宙康译的《文化起源论》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学的各分支学科即部门文化学也有了初步发展。
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教育学、文化历史学、文化统计学和文化形态学等领域，均有译著和论著出版。
林惠祥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最有成绩，1934年，他著有《文化人类学》一书，结合社会进化论派、传播学派的意见，采各家之长，融合成一体系，从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艺术、语言文字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该学科的各种问题，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较持久的影响。
陆德英翻译出版的戈登·维瑟《文化人类学》（1944）一书，也值得一提。
文化教育学方面，蒋径三研究较有成绩，他著有《文化教育学》一书。
此外，杨杏庭的《文化教育学概论》（1941）、钱穆的《文化与教育》（1943）、李旭的《教育文化》（1947）也各有贡献。
文化社会学方面，以朱谦之1947年在商务出版的《文化社会学》一书的探讨最为系统。
文化形态学方面，则以王文俊翻译的《文化形态学研究》和林同济著的《文化形态史观》较有影响。
至于文化历史学方面，其理论研究要远远落后于文化史的研究实践。
这一时期大量出版的有关中外古今的千姿百态的文化史著，表明人们文化意识日益增强的同时，史家的文化学素养却还显得明显不足。
这种情状，事实上一直延续到今日。
民国时期，在文化学的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也做出过贡献。
从李大钊、瞿秋白、杨明斋到毛泽东和张闻天，都发表过关于文化理论问题的精辟见解。
特别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阐发的一些观点，如认为“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早已成为概括文化和政治经济关系简明扼要的经典之论。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却没有建构起关于文化学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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