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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邓小平的思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被采用的。
这与过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基本相合的。
今天中国的主导思想，思维模式仍然在延续着‘中体西用’的模式，只是‘中学为体’之‘体’变了。”
[22]这显然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误解。
既说近代至今，中体不断在变，那么较之晚清，所谓的中体已非旧物，整个概念的意涵也就改变了，如何还能张冠李戴，谓之曰“中体西用”
？要不然，任何发展民族主体性的主张，岂不都免不了被斥为“中体西用”
的命运？很显然，此种泛化式的概念运用不可取。
现在再回头看上述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雷蒙·威廉斯的话，我们还应进一步指出，文化观念的变动常常不能不受政治变动的制约。
雷蒙·威廉斯所谓文化观念的变动，反映了社会环境变动及其人们对之的反应与重新控制，固然是对的；但这不能全然看成仅是文化本身的现象，就文化谈文化，还当看成同时是政治变动的结果。
人所共知，其时邓小平所以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反映了中国政局的变化与执政者的有力应对。
它当然会制约文化思潮的变动，在当时就是制约了所谓民主派所鼓吹的“自由化思潮”
。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治国理政的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合乎宪法的现代理念，与中体西用渺不相涉。
所谓“中体”
变化说，更无从谈起，因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来都是我们国家的国策，在当今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态势下，中国坚持理论、制度、道路、文化自信的原则，并没有错。
哪里谈得上“中体”
又变了，重新走向了中体西用之路？
文化观念反映时代的变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产生的文化观念；即便是一些字面相同的概念，由于时代不同，其意涵相距也往往不可以道里计。
这是我们讨论文化问题所不能不注意的。
例如，在晚清西学东渐之初，守旧者无不以捍卫固有文化传统为借口，固拒新知；今天我们倡言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助益复兴中华民族之伟业，表面都在强调传统，但二者间之意涵与价值取向，却已有天壤之别，不可等量齐观。
故不应该会有这样的误解：我们是在延续中体西用的思维，只是其中的“体”
在变。
胡适说：“我们有一个妄想，就是要提倡一点清楚的思想。
我们总觉得，名词只是思想上的一种工具，用名词稍不小心，就会让名词代替了思想”
。
[23]在讨论文化问题上，上述泛化式的概念运用，同样也是在滥用名词，从而“让名词代替了思想”
。
这实际上何尝不是一种过时了的思维方式？
同时，历史经验也证明，煞费苦心，试图用寥寥数字，化约复杂的中西文化关系和做出标准化的概括，以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总难免简单化，挂一漏万，作茧自缚。
在今天，依当代的思维，只就基本的思想主张，作出原则性的表述，可能更合乎科学，也更适用。
习近平同志新近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表述就是这样的，它显得更富有时代性，也显得更周延精辟和具有思想指导的意义：“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至于怎样实现这一点，我们不妨参考梁漱溟的意见：心知其意，存乎其人。
郑师渠
2016年10月30日于京师园
注释
[1]本文初刊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这里的文字有所增删，代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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