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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冯桂邠的“以纲常名教为原本，附以诸富强之术”
，再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
，反映了鸦片战争后近60年间，国人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漫长思考，和最终由官方出面形成了总结性、权威性的规范表述。
所谓“中体”
，指的是以清朝统治为代表的封建纲常名教；所谓“西用”
，则是指源自西方的声光化电，主要是工具性的科学技术知识。
前者为体，不容改易；后者为用，不妨多多益善。
就前者而言，它体现了对戊戌维新思潮的抵拒；而就后者而言，则又反映了对引进西学的某种宽容。
时严复批评说，驴有驴的体与用，马有马的体与用；中体西用，恰是以马为体，以驴为用，结果是非驴非马，四不像。
严复相信西方文化是以自由为体，以科学为用，其批评自有道理；但也要看到，胡适说的也有道理：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取其所长，去其所短，这里并不一定要强调体用的对接。
换言之，非驴非马四不像，正其道也。
故评说不容简单化。
不仅如此，中体西用既是晚清思维的产物，有上述自己明确的质的规定性。
清朝既倒之后，它成了代表抵拒新知、顽固守旧的贬义词。
严格说来，在这之后，再使这一概念必须慎重，不能贴标签式似的动辄以此指斥关涉中西表面相类的各种思想主张；否则，就有失之简单化的风险。
这原因有二：其一，因为中体西用说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即所谓体用、道器、本末之思。
“体”
指事物内在的本质、结构、规律性，即事物自身存在；“用”
指其外部联系、功效、运动等等。
体是道、本；用是器、末。
晚清借此规范中西文化关系，明显有贬抑西学与固守中学之思想取向在；但就其思辨范畴本身而言，它反映了古代先贤对于世界本体论的抽象思辨，范围一切事物的认知，而与晚清自有特指的表述，不可等量齐观。
由于该范畴内涵外延都十分广泛，几乎可将一切涉及事物认知关系的判断尽纳其中，而无需顾及质的规范性；故尤其是在论述中西文化关系上，只要你承认或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就很容易被附会说成是“中西体用”
论了。
例如，十教授的“中国的本位文化”
论，一开始就被许多人斥为不脱晚清的中体西用思维，固不待言；就是陈寅恪所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独立之地位”
的中西文化主张，又何尝不可冠以同样的帽子呢？而实际上，十教授明明在强调科学与民主，强调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
；陈寅恪更力主“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哪有固守封建纲常名纲之想！
其二，随着民国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所谓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一样，都已在现代性共同的轨道上运作了。
其主张容有是非短长，却是与晚清的所谓中体西用论，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这一点却常常被人忽略了。
人们往往忽视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动辄给不同的意见冠以中体西用的帽子。
有学者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思维始终没有超越“中体西用”
的模式，只是其中的“中体”
不断在变而已。
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了新时期中国的道统和政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全盘西化’，可以理解为过去中西文化之争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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