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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富有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观念，上述梁启超诸人实已具备了。
习近平同志新近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
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
其强调的也正是这一点，只是表述得更富有时代性、前瞻性和合乎科学罢了。
尽管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与其世界的人类主体性间存在张力，在现实中怎样处理具体的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也依然存在不同的意见分歧，但是，除非疯子，没有人再去相信或主张全盘西化或复古排外；这是因为五四后，国人毕竟站立在了上述现代性辩证认知新的历史基点上了。
在具体实践层面上的认知分歧，不仅永远会存在，而且恰恰构成了推动不同历史阶段上，人们的文化自觉观念得以不断与时俱进重要的内驱力。
为什么一定要将“普遍的人类文明意识”
与国人“特殊的文化主体意识”
对立起来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44年就说道：“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
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抑制任何思想。
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20]这不是完全正确的吗？
我们相信，当下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继承了中国固有文化的血脉，同时又不离世界文明的主潮，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性与世界性。
国人的此种文化认同，难道不是合乎逻辑和显而易见的？看不到特殊性与普遍性间存在着的张力和人们在实践层面上的意见分歧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而混淆概念，将之说成百年至今，国人深陷其间，走不出的思想迷津，实际是低估了先人，也将误导今人。
三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雷蒙·威廉斯说：“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
，“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中一个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普遍反应，其基本成分是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估”
。
“文化观念的形成是一种慢慢地获得重新控制的过程”
。
[21]这无疑是十分深刻的论断。
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一些指涉中西文化关系，人们耳熟能详的关键词，如“师夷长技以制夷”
、“中体西用”
、“欧化”
、“西化”
、“全盘西化”
、“东方化”
、“中国本位文化”
等等。
它们都是近代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产物，记录了其时社会变动与国人文化观念变动丰富的历史信息。
也正因为如此，使用这些历史上的关键词，概念须清楚，即需严格其本来的意义，不能轻易套用，似是而非；否则，便易混淆概念，引起思想认知上的混乱。
这可以上述最著名的“中体西用”
即“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
的概念为例。
它常被今人提到，见智见仁，也最易混淆。
晚清最初使用这一概念者，固然不止一人，但公认其最终定型并得以广泛流行，却当归功于身居高位的张之洞于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
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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