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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惨绝人寰，创深痛巨，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省西方文化的思潮。
与此相应，国人相信西方文化必有所短，中国文化自有所长，因而要求重新审视固有文化。
为此，探讨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史自然便成了当务之急。
张荫麟说：“文化是一发展的历程。
它的个性表现在它的全部‘发生史’里。
所以比较两个文化，应当就是比较两个文化的发生史。”
[13]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绪论》则强调该书的旨趣，即在于回答：“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
而钱穆在《中国文化导论·弁言》中，说得更加明确：
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
……我们应在历史进程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配搭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庶乎对于整个文化精神有较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认识。
[14]
很显然，这就是明确地提出了，要正确认识中西文化，必须重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
其二，借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谋国家复兴。
20世纪30—40年代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民族危亡唤醒全民抗战和谋国家复兴的慷慨悲壮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了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
康敬轩在《中国文化演进史观·跋》中说：“念一年秋，予归自欧洲，默察大势，知欲救国家危亡，必先求民族之复兴，而求民族之复兴，必先求文化复兴。”
陈安仁《中国文化演进史观·自序》也说，近世治国家学说者，皆谓土地、人民、主权是国家三要素，必得三者安全独立，才是名副其实的国家。
实则，即便三者尽得，“而文化不能独立，亦遂足以当国家之名实乎”
？帝国主义侵略弱国，不仅占有其土地、人民与主权，“尤且汲汲皇皇，以消灭弱小国家民族之文化，吁！
可怖哉”
。
[15]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最早的中国文化史著述虽是出自日人之手，它们对于国人著述不乏借鉴的作用，但如1903年出版的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和1926年出版的高桑驹吉的《中国文化史》，其有意歪曲历史和贬损中国文化，也是人所共见的。
因此，编纂中国文化史，给国人以正确的民族文化教育，以振奋民族精神，史家责无旁贷。
王德华《中国文化史略·叙例》因之强调说：
中国文化之评价各有不同，有谓为落后者，有谓为优美者，然不论其评价如何，中国人之应当了解中国文化，则无疑问，否则，吾族艰难奋斗、努力创造之历史，无由明了，而吾人之民族意识，即无由发生，民族精神即无由振起，晚近中国国势不振，即由于文化教育之失败所至。
兹者国脉益危，不言复兴则已，言复兴，则非着重文化教育，振起民族精神不可。
本书之作，意即在此。
[16]
其三，新史学思潮影响的结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重要时期。
传统史学重政治史，而新史学思潮则要求扩大史学范围，注意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指出，“从兰克时代到阿克顿时代，历史学家们对于历史学的主线是政治史这一点极少怀疑”
，而经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以狄尔泰为代表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的冲击，“历史学的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历史学家的工作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
。
[17]西方史学思潮的此种变动，也强烈地影响到了中国。
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日益传播，与此同时，作为欧洲相对主义史学衍生物的美国“新史学”
，也传入了中国。
新史学派主要人物的代表作，如鲁滨逊的《新史学》、巴恩斯的《史学史》、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等，于20世纪20年代也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
新史学派同样主张扩大史学范围，加强对于经济、社会及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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