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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松在《新史学导言》中说：“旧日历史家，又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
实则政治一端，哪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呢？”
[18]由于新史学派的理论是被当作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与介绍的，故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章太炎等人虽在20世纪初即有研究文化史的初步主张，但仅是少数人的先知先觉；20世纪20年代后，因受新史学思潮的广泛影响，中国史学家要求扩大治史范围，注重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研究实已成为时尚。
所以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指出：
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实则民族社会之史料，触处皆是，徒以浩穰无纪，读者不能博观而约取，遂疑吾国所谓史者，不过如坊肆纲鉴之类，止有帝王嬗代及武人相斫之事，举凡教学、文艺、社会、风俗以至经济、生活、物产、建筑、图画、雕刻之类，举无可稽。
吾书欲去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惟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
[19]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同样强调说：
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
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为无史。
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
[20]
此期的文化史研究不仅出版了一批成果，而且对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了探索，提出了某些有益的见解：
（1）分类与综合。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文化史当分类研究。
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有“文化专史及其做法”
一章，其中说：“狭义的文化，譬如人体的精神，可依精神系发展的次第以求分类的方法。”
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
思想的表现有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学等等，“我们可一件一件的讲下去”
。
[21]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提出，以综合方法编纂文化史，“其难益甚”
，宜“就文化之全范围”
，区分若干科目，作系统详尽叙述。
如此，“分之为各科之专史，合之则为文化之全史”
。
[22]王治心的书即取名为《中国文化史类编》，内分经济、风俗、学术思想、宗教伦理和艺术器物五类。
作者在“绪论”
中说：“这五个大纲，或者可以把整个的文化大约地包括起来。
……合起来可以成全部的文化史，分开来也可以成为各自独立的五种小史。”
[23]但是，柳诒徵诸人不赞成分类而主综合的研究方法。
柳诒徵以为，分类的方法难以说明文化发展中复杂的历史因果关系和表现“民族全体之精神”
，“此纵断之病也”
。
[24]何炳松则指出，分类纵断的研究无法表现“某一时代中整个的文化状况”
，由此组合成的所谓文化史，“不是整个的；是死的，不是活的”
。
[25]应当说，柳诒徵等人主综合的研究方法是对的，因为文化专史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中国文化史不应是各种专门史的简单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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