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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之世，社会两极分化已相当严重，分配的不公一方面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下降，一方面激化了阶级矛盾。
董仲舒对此十分不安，为了缓解社会危机，他主张限制统治阶层经济势力的扩充，反对封建官僚凭借特权与民争利。
在这个最现实的问题上，他又一次借助了天意的武器。
他说：“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
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
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委积，务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
富贵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
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
[59]针对当时土地兼并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提出“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盐铁皆归于民。
去奴婢，除专杀之威。
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
[60]等主张。
这对于缓解民众疾苦，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安定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
董仲舒的伦理道德学说立足于社会现实，却发端于神学目的论的宇宙观。
他把自己构建的天国秩序移到人间，确定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与隶属关系。
他论证“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
，是这样的：“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
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于天；天为君而复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
[61]人世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伦理关系都有天的道德属性为依据，夫权、父权、君权与神权取得了和谐的统一，具有不可违抗的权威力量。
这个王道之三纲，在西汉末年成书的《礼纬》中被明确表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成为封建伦理制度的最高法则，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最有力武器和中世纪束缚人性的最大枷锁。
董仲舒赞成孔子“天地之性人为贵”
的观点，他进一步发挥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
因此，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伦理秩序，应以人的自我修养为根本。
充分认识自我，自觉完善自我，就是王道政治的起点。
在他看来，只要人们“明于天性，知自责于物；知自责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
[62]，天下大化就可逐步实现了。
为了使人人都成为重礼节、安处善、乐循理的君子，董仲舒特别强**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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