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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切伟大的希腊人一样，亚里士多德承认，人是两种律则的造物：一个受本能和欲望驱动的“庸常自我”
或“天然自我”
，一个在实践之中以控制本能欲望的权力而知名的“人文自我”
。
如果必须人文化成，他就不能放纵本能欲望，而必须以“中道大法”
来反对其庸常自我之中一切**奢华，无论这些**奢华是潜入思想之中，还是落到行动上，抑或是渗透到了情感中。
坚守节制与均衡，恰恰不仅应该看作是希腊精神的精粹，而且也是一般古典精神的本质。
制约庸常自我的圭臬，在不同的古典主义者那里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领悟，并得到了周详完备的描述：譬如，人文律则，优秀自我，理性……或者自然。
[24]
最后，这个维多利亚希腊式的“优秀自我”
的标准，便宣告了白璧德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中所做的人文主义界定：
也许，我们可以大胆概括探索的结论来给人文主义下一定义。
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地进入视野的人文主义者，往复奔突在恻隐慈悲和规训选择二极之间，当他介入二极之间保持平衡，他方才体面地得以人文化成。
如果要更概括地陈述这个真理，我们就不妨说，卓越的人身上真正的标志……乃是他和谐内在对立力量，以及占据对立力量之间的全部空间的权力。
一旦具有整合内在对立品质的能力，人就展示出人性，展示出他相对于其他生灵的本质优越性。
（LAC，22页）
这个军事上的隐喻说明，各种品质之间的完美平衡，实际上意味着西方二元逻辑的“等级化”
。
在这个人为的等级体系中，“选择”
“规训”
征服并平息了“恻隐慈悲”
，以及其他一切危及秩序的“本能”
“欲望”
。
换言之，白璧德在高等教育中向青年灌输的“古典”
人文主义，乃是经回忆而生的种族中心论人文主义，不仅纯化了其后代的“人道主义”
积淀，而且更加谨慎地纯化了现代的“溶化”
了远古时代与民族的知识。
准确地说，正是那些对立于“我们”
、非我族类的他者，为历史的方法甚至为时间的动力学所催迫，而今却反过来催迫决裂的“心灵流动”
，“多样标准”
，以及离经叛道、稀奇古怪的思想与社会政治行为，呈现出现代性的特殊品格，危及整个世界的人类福祉。
不像阿诺德，白璧德对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表现出非凡的兴趣，在哈佛大学和索尔邦神学院研究梵文和巴利文，从巴利文翻译佛教《法句经》[25]。
而且，在晚年写作的《佛陀和西方》（1927）之类的文本中，他甚至还抨击西方帝国主义，及其凌驾于东方之上的文化优越性前提[26]。
但是，白璧德遭遇东方文化自始根本上就是一项古典的谋划。
也就是说，他的意图是对抗浪漫诗哲人表现出来的思想潮流，即解读新出土的东方文化的文物，进一步辩护他们对于地方性、陌生性、异国情调、多元标准以及相对准则的痴迷。
白璧德的办法，是将东方思想与艺术、特别是他们超越时间和地域机缘的意志纳入到他自己心仪神往的古典希腊人文主义之中。
举例来说，他坚持将佛教的“法相”
阐发为“人文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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