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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为那些意识形态上决定的研究方式可能提出且可以得到答案的问题所设定的不自觉规范的界限。
阿诺德的“古典”
（“空间”
）问题意识陷入了盲目短视；作为一个显著的例子，笔者想提醒读者注意，他不仅认为浪漫主义即兴诗只是风末气衰，惟有偏好，无法观照全景，传递整体印象，便将它们排斥在文学经典之外，而且还粗暴地把《埃特纳火山上的恩培多克勒》从他的诗歌选集之中删去，认为这部作品无法将消极的偏见融入一个整体，与人以快乐与慰藉。
参见《诗集》“序言”
。
关于阿诺德的“问题意识”
，特别是其形而上学决定的人文主义二元对立，笔者所论同福柯略同。
在题目为《革命行动直到如今》的一篇访谈（载《语言，反记忆，实践》）中，福柯说道：“敝人所谓人文主义，是指这么一个话语整体，通过这个整体告诉西方人说：‘即便不擅自专权，你也仍然可能是位君主。
说得更动听一些，你越是拒绝弄权作威，你也就越是屈服于那些权力，因而你的主权，你的统治地位也就与日俱增’。
人文主义发明了整个系列的臣属主权：灵魂统治肉体却服从上帝，意识主宰判断的脉络但服从真理的必然，个体在名分上控制着个人权利却服从于自然法和社会法律，基本自由为内部主权，但接受外部世界的要求，而服从‘命运的安排’。
质言之，人文主义，是为西方文明之中限制权力欲望的一切……”
[17]阿诺德大而化之，暗指1866年“改革同盟”
（Refue）打着普选制改革而组织的劳工联合会，改革同盟的领导权落在激进人士比尔斯（EdmondBeales）、布拉德劳（CharlesBradlaugh）和迪克逊（Lt.Col.SheffieldDi）的手上。
阿诺德所指的中心事件，是他所谓的“海德公园暴乱”
。
1866年7月23日，改革同盟在海德公园组织大规模工人反抗示威，警察局长梅纳（SirRie）奉内政大臣沃尔博尔（Spencerole）和保守内阁之命而实施戒严。
工人们已经决定集会，便公然违反禁令，砸烂铁栏，冲进公园。
虽然政府调集军队，集结警力，但冲突没有发生，示威如期举行。
在编辑阿诺德的文本时，编者常常以加注的办法来解释他的“主题暗指”
，但是像冲击海德公园这么一种事件，其事实性一望便知，常常也援引阿诺德本人的观点来解释。
这样的例子在苏佩尔（R.H.Super）主编的《阿诺德散文全编》的“考订说明”
之中比比皆是。
当然，脚注之中的微词无法对证，但不乏有效性，而这可能是因为苏佩尔坚定而朴素地使用阿诺德在“如实地”
讲述上述事件时所用的那种轻蔑的修辞：“改革同盟组织了7月23日的乱糟糟的集会”
；“此刻，两队卫兵被调集过来，但士兵未与示威者冲突。
次日暴乱继续（在那些若无其事地写出这些话的人中间，意见也有难以置信的修辞学分歧），阿诺德常常光顾的雅典娜俱乐部的门窗被砸碎了……”
；“比尔斯先生（1808—1881），在其短暂的辉煌时期（1865—1869）曾担任改革同盟的主席，于1866年以改革之名组织了混乱工联”
（第420页）。
1866年7月事件的另一种意味深长的报道，参见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百年文化与紊乱》，见《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论集》（伦敦，左派书林，1980）。
阿诺德及其“超然无执”
的编者们所谓的“凶恶联盟”
（monsterallies），威廉姆斯却说是为“确立自由集会的权利”
而斗争。
对历史文本的《考订说明》历来被学者们天真地视之为理所当然，然而其中的问题在新生唯物主义文学批评的语境中却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值得精细研究的极其重要的议题。
传统的人文主义学者担心特殊历史的细节会玷污其文本的普世性，故而将对历史的暗指放到了事实可疑的脚注当中。
而恰恰就是在这些历史的暗指中，我们就发现了文本的世俗性，及其同文化社会政治的血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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