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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后不久，儒家中更现实和讲理性思维的一派起而反对对孔子和儒学的荒诞不经之说。
他们认为，孔子既不是神，也不是君王，而纯然是一位圣人。
他既未曾预见汉朝的出现，也没有为任何朝代制定法制，他只是继承了古代文化的伟大遗产，赋予它新的精神，使它得以流传后代。
汉代经学中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之争
这部分儒学家组成所谓“古文学派”
，因为他们声称，找到了“秦燹”
（燹，音显，指兵火）之前的古籍，是以古文写成，这种文字到西汉末年，已成绝响。
与“古文学派”
相对立的董仲舒追随者，则尊崇以汉代通行文字写成的经书，被称为“今文学派”
。
这两派的争论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场大争论。
这里不必详述争论中的各种细节，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即古文学派是对今文学派的一种抗议性反应，或者也可以看作是一场思想革命。
在西汉末年，古文学派得到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刘歆（约公元前四六至公元二三年）的支持。
他以巨大的热情支持古文学派，以致后来今文学派的追随者指控他一手伪造了古文学派所依据的古文经书。
近年来，我对这两派的争论有一点新的看法，觉得这两派对立可能要追溯到秦以前，儒家内部思想分歧的两翼：今文学派实际是早期儒家中理想主义一翼的继续，而古文学派则是早期儒家中现实主义一翼的继续。
换句话说，今文学派可能是源自以孟子为首的一派，而古文学派可能是源自以荀子为首的另一派。
在《荀子》一书中有一篇名为《非十二子》，其中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
……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这段话曾令许多现代学者感到困惑不解，因为在《中庸》（历来认为是子思所作）和《孟子》两书中，都未曾提到过“五行”
。
但是在《中庸》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孟子》书中也曾说过有点类似的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这些话似乎表明，孟子和《中庸》的作者（如果不是子思，也是子思的追随者）都相信，天人之间有某种相互的作用，而且历史的运行是循环性的。
这些学说在阴阳家和五行家的思想中都是十分突出的。
如果我们把董仲舒和孟子一派联系起来考虑，荀子对这一派的批判就更有意义。
因为，如果把董仲舒的思想溯源到孟子，就会看到从孟子引发到董仲舒一派对它的延伸发展，确实可以说孟子的思想是“僻违”
“幽隐”
了。
这个假说似乎从孟子一方也得到某种印证，因为孟子和董仲舒有共同的见解，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他说：“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做了天子当做的事。
循这个思路发展下去，很容易就引导董仲舒得出他的理论，认为孔子的确承受了天命，要他成为天子。
董仲舒在阐述他的人性学说时，还明确地把他的学说和孟子的学说相比较，在上一章里已经指出，他们两人在人性学说上的差别其实不大。
如果接受这种假说，以汉代今文学派为儒家中以孟子为首的理想主义一派的继续，则古文学派源自儒家中以荀子为首的现实主义一派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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