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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如此大胆，如此革命化，以致最大胆的未来社会空想家都为之吃惊，而康有为自己并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
他坚持认为，他的理想只有到人类社会发展到最高阶段时，才能实施。
而目前阶段，他所主张的只是君主立宪制。
康有为在世时，保守派首先憎恨他，因为他太激进；后来，激进派憎恨他，因为他太保守。
但是，二十世纪并不是一个热衷于宗教的世纪。
在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同时，或者说，凌驾于基督教之上的是传来了科学，它和宗教正好背道而驰。
因此，基督教本身在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孔教运动也早已夭折了。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取代了清朝政府。
一九一五年起草中华民国宪法时，康有为的追随者曾要求中华民国以孔教为国教。
这一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在宪法草案中写入“中华民国以儒家思想为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
。
这个宪法从未付诸实行。
此后，康有为所倡导的以儒学为基础而建立的儒教，也无声无息了。
应当提到的是，直到一八九八年，康有为和他的同志们对西方哲学所知极少。
康有为的朋友谭嗣同（公元一八六五至一八九八年）在维新运动失败后以身殉难，被清政府处决。
就思想说，谭嗣同比康有为更敏锐。
他曾著有《仁学》一书，其中吸收了近代化学和物理学的一些思想。
在《仁学》书首，作者举出了读者在读《仁学》之前应当阅读的一些书籍，其中涉及西方思想的只是《新约圣经》和“有关数学、物理、化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
。
显然当时人们对西方哲学的知识十分有限，他们所知道的西方文化，除坚船利炮外，只限于科学和基督教。
西方思想的传入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关于西方思想的最大权威应推严复（公元一八五三至一九二〇年），他年轻时被清政府派往英国学习海军，在英国读到当时英国流行的一些人文学著作。
回国后，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ThomasHuxley：Evolutiohics）、亚当·斯密的《原富》（AdamSmith：AnInquiryiureaheWealthofNations）、斯宾塞的《群学肄言》（HerbertSpeudyofSociology）、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JohnStuartMill：Oy）和他的《名学》（JohnStuartMill：ASystemofLogic）前半部、甄克斯的《社会通诠》（E.Jenks：AHistoryofPolitics）、孟德斯鸠的《法意》（ModesLois）以及编译的耶方斯《名学浅说》（Jevons：LessonsinLogic）。
严复从事这些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在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之后。
他由此而著名，他的译作也广泛流传。
这些译作的广泛流传可以归因于三点。
首先是中国在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中败于西方国家；随后，又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
在此之前，中国人认为西方国家所恃的只是洋枪大炮和战舰，这都是科学技术；至于精神方面，西方国家并无长处。
日本由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而战败中国，这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人对自己古老文明优越性的自信，由此而想对西方有所了解。
第二个原因是，严复在他的译作中插进许多评论，比较这些西方作者的思想和中国哲学思想的异同，以便于读者理解。
这个做法类似本书第二十章所述，先前佛经被译为中文时所用的“格义”
法，也就是类比法。
第三个原因是，严复以他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翻译斯宾塞、穆勒等人的当代英语，使中国读者阅读这些外国著作，如同阅读中国古代经书典籍。
中国人历来尊敬学术，以为凡能用中国古典文字表达的思想，就值得尊敬，一如尊敬中国古典经书一样。
但是，从上列严复的译作目录中可以看出，严复介绍西方哲学著作很少，只有耶方斯的《名学浅说》和穆勒的《名学》，而前者只是节译与综述，后者只译了一半。
严复推崇斯宾塞，说“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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