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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导言一，按语），这就说明他的哲学知识十分有限。
与严复同时还有另一位学者，对西方哲学有更深的理解，并且有真知灼见，这就是王国维（公元一八七七至一九二七年），但是他直到放弃哲学研究之后才以历史学、考古学和文学的成就驰名中国学术界。
他在三十岁之前已经研究了叔本华（ArthurShauer）和康德（Imma）的著作。
严复所读的西方学术著作都是英国学者的著作，王国维却和严复不同。
可惜他在三十岁时放弃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王国维在他的《三十自述》中陈述了其中原因。
他说：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
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余爱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
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
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这里王国维说，他是因为在西方哲学中找不到能够沁人心灵的安慰，才由哲学转向文学的。
王国维又说：英国的斯宾塞和德国的冯特（WilhelmMaxWundt）都只是二流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不过是与科学的调和，或是前人哲学的调和；而他所知的其他哲学家不过是哲学史家。
他认为自己如果继续读哲学，可以成为一个胜任的哲学史家。
“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家）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
这里大段引述王国维的话，是因为我以为，从这些引述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西方哲学有一些具洞察力的见解。
正如中国成语所说，他知道哲学中的“甘苦”
。
但总的说来，在二十世纪初，懂得西方哲学的中国人很少。
我自己在上海中国公学读大学本科时，课程中有“逻辑学初步”
，但当时在上海，没有人能够担任这门课的教席。
最后找到一位教师，他要求学生买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编译本作为教科书，而把这本书作为学习英语的课本来读。
当读到“逻辑判断”
一节时，他要我背诵“判断”
这个字的英语（judgment）拼法，想看我是否知道，在“g”
和“m”
中间不应加进英文字母“e”
。
不久以后，我们又换了另一位教师。
他是真心实意地把这门课作为逻辑来教。
在耶方斯的《名学浅说》一书课文后面有许多练习题，教师并没有要求学生做这些练习题。
我不管教师怎么说，自己按照这些习题，逐一去做，碰到一个习题，是我所不懂得的，我便在课后请老师给我讲解。
他费了半小时，还未能讲解清楚，最后说：“让我再想想，下次给你讲。”
此后，他便不再来上课了。
为这件事，我对老师深抱歉意，因为我并不是故意和他为难。
当时北京大学是全国国立大学之中，唯一计划开设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三门（门相当于后来的系）的学校。
但是，按照大学当时的科系设置，只有一个“中国哲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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