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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厕身现代世界的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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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了中国哲学的演变和发展后，读者可能会问：当前中国哲学，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的中国哲学是什么样？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哲学能做出什么贡献？事实上，常常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使我感到很窘，因为要把一种哲学介绍给对这种哲学传统并不熟悉的人，无论介绍者赞成或反对这种哲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在，本书的读者对中国哲学传统已经有所认识，我就接着上一章的故事讲下去，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接着讲上一章的故事，我所谈将限于自身经历的范围之内，并不是除此以外都不值得谈，而是因为这是我最清楚的故事，用它来做一个实例，比列举一大串名字、开一个“主义”
名单，而对其中任何一个题目都不能详加说明，要有意义得多。
对一个哲学家，仅仅说他是个什么“主义者”
、什么“论者”
，所造成对他的误解，会比对他增添的了解还更多。
我曾写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第二卷于一九三四年出版，那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三年。
第一卷已由布德教授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七年在北平出版，那是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三个月之后。
那部书就是我在上一章末所讲的当代中国哲学精神的表现，在其中我运用清代儒家对中国古代哲学典籍校勘考订的成果，并运用分析方法来澄清这些古代哲学家的思想。
从历史家的眼光来看，这种方法有它的局限性。
这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本来或者并不像现代诠释者所看到的那么清楚。
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过去的哲学家们说了些什么，他们说这些话时是什么意思，而不是我们认为这些话应当意味着什么。
在我的哲学史里，我尽力使用分析方法来说清楚作者的原意，也就是说，把分析方法的作用，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
但是，从纯哲学家的角度看，把过去哲学家的思想予以澄清，并把这些思想引申到它们的逻辑结论，从中表明它们是正确或是谬误，比仅仅弄清楚他们的原意当然要有趣得多，也重要得多。
这样做包含着“从旧到新”
、从传统到现代的思想发展过程。
这种发展乃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又一阶段。
这样做已经超出了一个历史家的学术工作范围，而进入一个哲学家的创作范围了。
王国维先生对哲学的思想评论，我也有同感。
这就是说，我不满足于自己仅仅成为一个哲学史家。
因此，在完成了这部《中国哲学史》之后，我立即着手准备新的工作；但这时正是一九三七年夏，抗日战争爆发了。
抗日战争时期的哲学耕耘
抗战前，北京大学的哲学系（我是从那里毕业的）和清华大学的哲学系（这是现在我任教的大学）被认为是全中国大学哲学系中最强的。
这两所大学各有自己的传统和重点。
北京大学以历史研究和它的学术水平著称，哲学上倾向于观念论，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是康德和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则是陆王学派。
清华的传统和重点则相反，倾向于使用逻辑分析来研究哲学问题，反映了实在论哲学的趋势，如果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它是柏拉图派（因为新实在论学是柏拉图式的）；如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它属于程朱学派。
这两所大学都坐落在北平（从前称北京）。
战争爆发后，两所大学都迁往西南，再加上南开大学，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度过整个抗日战争时期。
北大和清华的两个哲学系结合成一个罕见的奇妙联合体，其中九位教授代表了中国和西方哲学的各重要派别。
起初，联合大学设在湖南长沙，哲学系和其他人文各系则在南岳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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