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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雅典，由于民主政治通过多种手段支持贫穷公民，如不对公民征收常规的直接税，偶尔征收的临时战争税的主要对象是富人；富人还承担着较多的社会义务，如担任三列桨战船船长，资助戏剧演出等；继承制度相对有利于维持公民家庭的延续，特别是规定，如果一个公民死后无子而仅有女儿，则该女儿会成为该家庭的继承人，招赘女婿，其孩子首先保证招赘家庭的延续。
诸如此类的措施，让雅典财富的集中比较缓慢，很少有所谓田连阡陌的大地产出现，即使在富有阶级中，财富的分布仍然相对平均。
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地产的价值大多在2000～3000德拉克马之间，也表明财富集中的程度，在民主政治下相对缓和。
雅典也因此成为公元前4世纪最为稳定的城邦，从不曾有人提出没收财产、重分土地的口号来发动革命。
连在国家危机时期解放奴隶的主张，都在公民大会上被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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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农业也同样受到战争严重的影响。
科林斯战争期间，科林斯成为主战场，斯巴达人连年的入侵给科林斯农业以巨大影响，以致一部分人准备发动政变，重回伯罗奔尼撒同盟。
比奥提亚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受益者，通过廉价购买阿提卡的逃亡奴隶，抢掠阿提卡而发了财，但从公元前378年起，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几乎连年入侵，每次入侵，必不可免地会带来一些破坏。
即使是斯巴达，也在公元前369年遭遇底比斯入侵。
色诺芬提到底比斯及其盟军沿途破坏庄稼，抢掠财物、黑劳士，庇里阿西纷纷逃亡，斯巴达受到惨重打击，美塞尼亚的独立几乎使斯巴达一蹶不振。
阿凯亚、阿卡狄亚、阿哥斯等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几乎未受到破坏的地区，在公元前4世纪都曾数度被入侵。
就希腊大多数公民来说，其经济始终处在糊口的水平，一年的歉收就可造成饥荒，一年的绝收则可能使其完全破产，连续数年的打击，其情形就更加严重。
如果说希波战争后的和平曾使希腊的小农经济达到繁荣，公元前4世纪绵延不断的战争，又使小农经济陷入破产，其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各邦公民重装兵人数的下降。
以雅典为例，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伯里克利声称雅典有13000名重装兵，可到公元前4世纪末，拥有2000德拉克马者不过9000人；斯巴达的情形更加严重，它的公民到公元前4世纪中大约仅有1000～1500人。
麦加拉、科林斯等邦的公民人数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二、社会冲突加剧
小农经济的逐渐崩溃，使原本大体平等的公民集体的分化不断加剧，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冲突。
柏拉图声称，希腊所有城邦都被分成两个城邦，一个是穷人的城邦，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两者之间不断地进行着战争。
为了避免冲突，他的《理想国》中的第一、二等级完全没有私有财产，在《法律篇》中，私有财产虽被承认，但有严格的措施限制贫富分化，以避免过分的不平等；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声称，整个希腊都陷入巨大的社会冲突之中；亚里士多德专辟一章讨论城邦内部的冲突问题。
最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337年马其顿在科林斯盟约中做的规定：不得违背各邦现行法律判处公民死刑、没收财产、流放公民、取消债务、重分土地等。
不得为革命的目的而解放奴隶，典型地反映了希腊城邦内部斗争的激烈。
希腊城邦内部的斗争本不是突然出现的问题，从古风时代以来就时常爆发内部冲突。
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这类冲突相对少见，也较为温和。
公元前5世纪中前期，由于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强邦各自控制着自己的盟邦，各邦大体平稳，十分剧烈的社会冲突相对较少。
但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城邦内部平民与富人之间的冲突，就像传染病一样，迅速扩张，而且愈演愈烈。
最显著的例子是科西拉。
公元前427年，亲雅典派与亲斯巴达派展开权力之争，大批公民被杀；公元前411年、公元前374年、公元前373年、公元前361年，冲突又先后爆发，每次都造成双方大批人员的死亡和流放。
最为稳定的雅典，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两度发生寡头分子的革命，三十僭主的统治曾使1500人被非法剥夺生命。
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内争的规模更加扩大。
公元前382年，斯巴达人占领底比斯卫城，部分民主派未经合法审判即被处死，另有约300人被迫逃亡；科林斯战争期间，号称寡头统治典范的科林斯发生革命，大批贵族被杀，部分人逃到斯巴达；阿哥斯的革命使千余名富人丧命，最后连发动革命的人民领袖们也被杀；特盖亚的革命迫使800名寡头分子逃亡斯巴达；菲利乌斯的寡头派利用斯巴达国王阿盖西劳斯的支持，对民主派进行清算，并促使斯巴达出兵，致使城邦几乎解体。
甚至一向号称稳定的斯巴达，内部也发生了基那东密谋。
内乱的发生，严重削弱了城邦公民集体，使城邦陷入严重的分裂。
流亡者与敌人一道战斗，企图打回国内，重新掌权。
留在国内的掌权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也不惜借用外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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