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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公民之间的仇恨日益加深，城邦自治的原则日益遭到破坏。
无论是旧有的政权继续掌握权力，还是流亡者返回，都会造成一批新的流亡者，他们又请求其他城邦支持，导致新一轮的战争，结果形成了内争—战争—内争—战争的恶性循环，流亡者的数量也越来越大。
公元前323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发布敕令，规定各邦召回自己的流亡者。
据说当敕令在奥林匹亚宣布时，前来听取的人数达到数万。
而敕令的发布和部分流亡者的回归，直接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城邦新一轮的内部斗争，成为拉米亚战争的直接原因之一。
[5]前已指出，希腊城邦缺乏强有力的对内专政机器，稳定的维持，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帮助。
然而，小农经济的破产，让公民集体本身开始走向瓦解，而寡头派与民主派的斗争，又恶化了公民内部的关系，导致从前相对和谐的公民团体，如今不复存在。
建立于公民集体之上的城邦制度，随之出现危机。
在这种激烈的斗争中，唯一例外的是雅典。
三十僭主的统治曾使大批民主分子流亡国外。
但民主派返回后，并未像寡头分子们那样滥杀无辜，而是实行大赦，且很快在雅典恢复了和平，公民集体以重建。
亚里士多德因此高度称赞说：“无论在公务和私事上，雅典人对于过去灾难的处理都表现了历史上任何民族所未有的最具充分荣誉的和政治家风度的精神，因为虽然条约上规定在城内的和在皮莱欧斯的两方各自偿还，但他们不仅不追究既往的攻讦，而且还用公款归还那三十人为战争向斯巴达人借来的钱。
雅典人认为，这是取得和谐的一个首要的步骤，而在其他的国家里，那些建立民主政治的人不但不肯从他们自己的财产中付出任何东西，而且甚至还要重新分配土地。
他们并在克塞奈涅图斯做执政官的时期，即在移居到埃琉西斯的人迁徙后两年，与这些人也和解了。”
[6]但我们不应忘记，雅典拥有悠久的民主传统，民主制度基础相对雄厚，公民的政治素质相对较高，而且在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人仍有重建昔日帝国的雄心，但欲重建昔日的光辉，必先重建公民集体，所以雅典民主派未向富人报复，但某些人想把无地公民排除在公民队伍之外的企图也遭到失败。
此后，雅典的内争虽未公开爆发，但雅典的富人愈来愈对民主不满，政治热情下降，不愿承担公益捐献，法庭诉讼案件急剧增多，公民兵不愿外出作战，部分公民外出充当雇佣兵等，都反映了雅典公民内部的不和谐。
不过由于公元前5世纪末两次寡头政变，使寡头政治在雅典完全丧失了人心，才未使富人把他们的不满付之于实际的政治行动。
所以，像希腊其他城邦一样，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同样面临着公民集体不断分化，内乱加剧的趋势。
三、军队成分的变化
伴随着希腊城邦的形成，由中小土地所有者组成的城邦公民兵在战场上取得了统治地位。
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水师政策又把其第四等级公民投入了战场，大大增强了雅典的军事力量。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在希腊的陆、水师中，公民兵占有绝对优势，重大战役都在公民兵之间决定胜负。
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到公元前4世纪，在陆军中，重要的战役如纽克特拉、曼提奈等，虽然仍在由公民组成的重装兵之间展开，但轻装兵、雇佣兵日益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德摩斯梯尼在斯法克特利亚成功地运用轻装兵打垮了斯巴达的重装兵；科林斯战争中，雅典将军伊菲克拉特斯指挥的雇佣兵又打败了斯巴达的重装兵。
相较于业余的公民兵，雇佣兵因为长期参战，以战斗为业，具有相当的职业素养，战场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此外，公元前4世纪战争日益频繁，攻城技术、军队调动、多兵种之间的配合、多种器械的使用，到公元前4世纪日益复杂，非经过专业训练难以达到。
而小农的破产，让部分公民选择外出充当雇佣兵谋生，为雇佣兵提供了广泛的来源。
于是，雇佣兵迅速在希腊各邦扩展开来，雅典、斯巴达、佛奇斯、叙拉古等都广泛使用雇佣兵，水师中招募外邦公民为桨手的事例更是层出不穷。
不仅如此，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等邦还把自己的公民兵当雇佣兵派到国外赚钱。
雅典将领曾多次受雇于波斯和埃及，斯巴达国王阿盖西劳斯在80岁的时候，还到埃及充当雇佣兵为斯巴达赚钱。
雇佣兵的流行，使军队与城邦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作为公民兵，最重要的职责是保家卫国，平时是公民，务农是主要活动，只有战争时才临时听候征召组成军队。
一旦转变成为雇佣兵，则近乎职业军队，主要目的是谋生和赚钱，军队与城邦间的血肉联系被削弱，城邦对军队的控制也相应减弱。
同时，作为军官的公民，往往也被金钱所左右，雅典将军卡布利亚斯、卡莱斯、提摩特乌斯、伊菲克拉特斯等人都曾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抛弃雅典，而到埃及、波斯等地当雇佣兵。
德摩斯梯尼经常谴责说，雅典的雇佣兵不会把雅典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时甚至攻击自己的同盟者。
雇佣兵为钱打仗，很多时候根本不管打仗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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