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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家纳博科夫回顾流亡岁月时说，他自己和其他俄罗斯的流亡者过着一种“奇怪但完全不能说是不愉快的生活”
，他们的苦恼是“物质的贫乏和思想的奢华”
（《说吧，记忆》）。
而靠着钢琴音乐会，拉赫玛尼诺夫很快就解决了生计问题。
生活是安逸的，甚至可以说延续了他出国前挥霍奢华的习惯。
有人戏称这是一次“镀金的流放”
，物质方面的富足弱化了“流放”
的捉襟见肘，加上还有一个移居美国的俄罗斯艺术家圈子可以兜转。
人在异乡心在故乡，美国不过是讨生活的地方。
就像赫尔岑所说的，对于更多在外国生活的俄罗斯人，时钟在流亡的时候已经停止了。
音乐会和不得已的应酬，这些公共空间是逃不掉的。
而私密空间是带有强烈俄罗斯色彩的也是个人化的。
私人信件一定用俄文写成，然后请人翻译。
沉默寡言的他往往不多说一个字，只是和俄罗斯的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才换了一个人，聊天，弹琴，开车，打网球，模拟“捡蘑菇”
（他事先放好一个地方让大家去“捡”
，希望做一个仿真的俄罗斯生活场景，让朋友们找回一些家乡的感念）。
夏里亚宾在的时候还可以唱俄罗斯的歌曲。
晚上，按照俄罗斯的传统，大家一起在沙龙喝茶，说着不改的乡音，保持着家乡的生活习俗，作曲家也算是聊以**。
“物质上我衣食无忧，一个资产者！”
这才是作曲家的苦恼所在。
出去没多久，他就有了一个演出经理和代理人，斯坦威是他的钢琴供应商，而爱迪生唱片公司还和他签了约。
与其他人不同，他的流亡在于精神的失重，在于离开故土的迷惘、空虚、疲惫、思念，包括生存空间的局促以及创作欲望的枯萎。
用他的话说，他成了一个永远在世界上游**的幽灵：“我离开了我的祖国。
在那里，我忍受过我青年时代的悲伤，并和它搏斗。
在那里，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现在，全世界都对我开放，到处都是成功在向我招手。
但是，只有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地方我回不去，那就是我的祖国，我出生的那片土地。”
从斯德哥尔摩到美国，日日夜夜，拉赫马尼诺夫一直牵挂着家人，母亲和许多亲人还在家乡伊万诺夫卡，他的音乐、钢琴，还有管弦乐团也都留在了祖国。
他随身所能携带的只有思念。
在拉赫玛尼诺夫出走的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俄罗斯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和斯特拉文斯基也都相继出走。
只是他们和拉赫玛尼诺夫不同。
前者的出国与流亡无关，是文化当局批准的，走得光明正大，到外边暂避一时，躲躲风头，而且随时可以回国。
尽管踟蹰再三，思忖了多年，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了祖国（斯特拉文斯基嘲笑说，普罗科菲耶夫的回国一是愚蠢，再就是财产方面的原因，大抵收入是不差的）。
而斯特拉文斯基自己出来就没有想到回去，不仅仅是他在俄国的财产全部被没收，而且他的创作，特别是后来的创作从来就不是以民族为根基的。
社会的变革恰好邂逅了他创作风格的变异。
在出走不久的《四首俄罗斯歌曲》中，他已经向传统向故乡挥手告别了。
从那以后，他逆音乐历史而行，在历史的风格中尽情地玩耍嬉戏。
无论客居哪里他都生活在自己的风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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