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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音乐游戏”
开场了。
《士兵的故事》虽然出自一本俄国的民间故事集，但在开小差的士兵和索魂的魔鬼之间所展开的情节显然具有时代性（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和更为普遍的意义。
不但在内容上与俄罗斯文化远离，而且在音乐上采用了爵士乐的全新手段：只有七件乐器的小型乐队，小提琴与鼓声的奇特音响组合，欧洲传统的圆舞曲、拉丁风格的探戈和美国黑人的拉格泰姆旋律的交融别致而新颖。
四十多年后，作曲家回顾说：“爵士乐在我的音乐中具有全新的意义，《士兵的故事》标志着我同样与我的俄罗斯管弦乐法的彻底决裂。”
那以后，斯特拉文斯基至少还写过三部爵士乐风格的管弦乐作品。
根据佩尔戈莱西的音乐改编的舞剧《普尔钦奈拉》反映了他对拉丁民族音乐的兴趣，《为小乐队而作的第一组曲》把西班牙风格、那不勒斯牧歌和彼得堡民间牧人的舞蹈旋律杂糅于一处。
斯特拉文斯基把巴洛克与古典主义的明确形式与他特有的不均衡的节奏、消瘦的音质和近乎冷漠的情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完成了在法国和美国的一系列杰出的作品。
从杰苏瓦尔多、蒙特威尔第、巴赫到肖邦、西贝柳斯乃至柴科夫斯基的作品都可以唤起他创作的灵感，进而加以改编。
在“抄袭者”
、“背叛现代主义”
和“忘记俄罗斯传统”
的批评和围攻中，斯特拉文斯基只是一味我行我素地游戏着；在七嘴八舌的置喙中，斯特拉文斯基沉浸在和那些已经作古的大师的愉快的“交谈”
中。
在俄罗斯，当肖斯塔科维奇和后来的普罗科菲耶夫带着沉重的镣铐跳舞时，当上千首歌颂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歌曲大行其道时，斯特拉文斯基却体验到一种无拘无束的创造的愉快。
他为自己写，为他的朋友佳吉列夫写，为交响乐队纪念日写，甚至为他的孩子写。
《为小乐队而作的第一组曲》就是给他两个大孩子的教材，孩子们表演父亲的作品，父亲随性操琴与他们同乐。
这种自由的心态和创作的随心所欲大概20世纪同时代作曲家很少体验。
消逝的酒神
自从《春之祭》之后，俄罗斯文化两极性中的一级——酒神的精神便从他的作品中消失了，两级中的另一极——东正教信仰却贯穿了他的一生。
半个多世纪以来，斯特拉文斯基作品中最有生命力和传播最广的还是他早期创作的三部舞剧音乐。
人们钟情于的俄罗斯趣味还是转着圆圈的唱歌跳舞，和一边歌舞一边豪饮的醉酒狂欢，那场面总让人想起列宾那幅有名的《给土耳其苏丹王写回信的查波洛什人》。
自从斯特拉文斯基移民之后，人们再也找不到《春之祭》中的喧嚣与震撼。
不论是当初赞许还是反对他的人，都对所谓新古典主义的宁静、单纯、简洁、凝练的风格不感兴趣。
想要在《春之祭》后的作品中去寻找热情的冲动和撼人心魄的节奏当然是徒劳的，因为移民后，斯特拉文斯基对感动、喜悦等事情更不再关心，“听众所热衷的正是我不感兴趣的”
（《我的自传》）。
一切都发生了风格上的巨大逆转。
理性取代了感性，简洁取代了复杂，“小”
作品结构取代了“大”
的结构，室内乐队的形式取代了庞大的交响乐队（无论是《普尔钦奈拉》的33人还是《士兵的故事》的7人编制都比常规缩小了许多），略带幽默的和谐取代了尖锐的不协和音。
节奏的变化更是多端，《士兵的故事》中“公主”
那场戏，三段不同风格的舞曲——探戈、圆舞曲和拉格泰姆的相互过渡点上，产生了一种复合节奏；错落的强弱拍产生了一种不稳定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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