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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在写了爱与死、恐惧与悲愤后，写出的一首相对轻松的作品。
作品结构比较散，有很多叙事的成分，好像将交响乐和小说结合在一起了。”
不能不说到马勒与阿尔玛的十年爱情。
早年在给捷克指挥约瑟夫·弗斯特的信中，马勒曾这样描述过心目中的伴侣应有的形象：这个女人绝对不能看起来头发蓬乱、衣服邋遢；一定要留给我足够的艺术创作的空间；应该能够理解并同意和我分开居住，还应该在每天固定的时候，打扮入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不想见她的时候她不能有怨气，或者感觉被拒绝、被轻视。
如此等等，不算不苛刻。
朋友以为马勒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在1901年马勒写给阿尔玛最长的一封信中，他的确以少有的坦诚，界定了他对阿尔玛的期望，字里行间透露出不容商量的口吻：
我的阿尔玛，对于我的将来你可能意味着什么——我生活中最高尚最亲密的部分，我充满信仰、充满勇气的伴侣，理解我并照亮我的源泉，我牢不可破的堡垒，它可以成为我的庇护所使我远离内部的和外部的敌人，一个避风港，一个天堂，在那里我可以永远隐藏自己，复原自己。
所有这一切，都是如此高贵而美丽，难以用语言表达。
这么多，这么伟大，只有一个称呼：我的妻子。
你必须无条件地把你自己交给我，使你将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关注我的需要，作为回馈，除了我的爱你将别无所求！
毫无疑问，马勒的爱是真诚的，但完全是自我中心的，而且口气强横，态度粗暴。
他还剥夺了阿尔玛的创作权利，“作曲吗？你是为你自己作曲还是为了全人类作曲”
？马勒逝世后，阿尔玛逐渐把“作曲禁令”
说成一个伤感的故事，让人无法忘怀她多年来生活在马勒的阴影下的窒息之感。
阿尔玛本能地意识到马勒看不上她的创作，这让她深感不快，“我从没有向马勒展示过我的音乐，一个音符都没有”
。
甚至在结婚以后的九年中，马勒都从没有问过她的音乐。
马勒对妻子的要求标准是相当高的，但不是在音乐方面。
他渴望歌德所说的“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
的境界，希望他的阿尔玛能和他一样出色，时时唯恐她会“跟不上”
。
多年以后，当阿尔玛重新对这些信件进行编辑整理的时候，对于马勒问她是否“能够”
跟得上的说法十分恼怒。
在旁人看来，这种口气的确有些自高自大。
为了自尊，或者给马勒保留一些面子，在马勒书信出版的时候，阿尔玛将原信的“能够”
一词改为了“可以”
。
1904年，马勒把作曲家瓦格纳与维森冬克夫人的书信集复印给阿尔玛，那种对崇高的灵魂契合的期许溢于言表：
读着这些书信，人们总是用这种或那种形式以此类推影射到自己身上，这正是这部书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地方。
一方面，人们能够跟随着作者理解他们，在感情上支持他们；另一方面，在两个心心相印的、志同道合的伙伴面前，人们从崇高的灵魂中获得深深的满足。
那些崇高的人们命中注定，就像你和我一样。
……跨越时空的单一个体在某个地方会聚，他们互相分享，并以彼此的生活为伴。
即便我们对自我的认识仅是一个模糊的形象，我们依然会仔细端详它的轮廓并试图寻找出我们熟知、理解、独一无二的表达，人们具备这样的能力。
在我眼中，你对于这些事情的反应将是你人生中最有价值的贡献，不管是对你自己还是对我都是如此。
期许总是期许，无法代替现实。
三百多封信，也许可以看作是马勒独白，他对阿尔玛的那些要求很多时候是一厢情愿。
除了陪同马勒在上流社会周旋，阿尔玛日常的角色是抄谱员、带孩子的母亲、替马勒制订还债计划的家庭管理者、马勒所需物品的后勤保障者。
她的青春、她的爱情、她的音乐以及一切憧憬，几乎化为“十年一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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