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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授权依靠的是其他人做出决定的能力。
有些人能做决定，而有些人则不能。
如果你天生优柔寡断，可以允许事情处在暂停状态，那是行不通的。
在我还是一名球员时，我的几位教练就经常改变主意。
圣庄士东的博比·布朗会将首发队员名单钉在板子上，如果有人对此阵容怀有异议，半小时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份新的名单。
像博比·布朗这样的人也许缺少的正是坚持决策的信心，而其他人则会一直去追求那几乎不可能到来的信息，并以此为借口不做出决定。
在足球的世界里，我想对于其他领域也是一样，你做出决定所依据的是你目前可以使用的信息，而不是那些你渴望得到的信息。
我从不会因为信息不完整而无法做出决定，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在曼联执教期间，我炒掉了一些优柔寡断不能做决策的人。
对于那些稀里糊涂的人，那些根据自己最后一次的交谈做出判断的人，我无法跟他们合作。
他们只会让我的日子更加不好过。
1986年我来到曼联时，球队的球探是托尼·柯林斯（Tonys），他在唐·里维（DonRevie）执教利兹联队的黄金时期也担任其球探。
托尼人很好，但是他无法就某一名球员给我提出建议。
他经常会说“你自己去看看好了”
或“你去瞧瞧嘛”
。
第二年夏天，我辞退了他，让莱斯·克肖替代他，这是我最为成功的一个选择。
有些人的性格更适合当二把手而不是领导者。
这并非批判，虽然听起来有这种味道。
我可能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二把手，因为在我的性格中有一种成为领导者的需要。
其实要做好二把手并不容易，因为即使你跟领导者一样辛苦，最后你也无法获得他那样的荣誉和收入。
布莱恩·基德担任我的助理教练长达7年，表现堪称完美。
后来他曾尝试去做主教练，但是那段日子并不好过。
后来他在曼城队担任助理教练却大获成功。
关于决策还有一个问题是时机，决策的时机也许只有两个——太早和太晚。
如果我注定会犯其中一个错误，那么我宁可选择前者。
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毕竟直到1990年我将近50岁时才完全领悟到这一点。
那是我执教曼联的第4个赛季，我最终决定对球队进行大换血——而这件事在现在看来在几个赛季前就应该去做了。
如果一个人在为他人做决定时都举棋不定，那么当他们为自己做决定时情况会更糟，因为其中会纠结着情感和不清不楚的判断。
在足球界，总会有人去做那些赔本的买卖。
2008年当卡洛斯·奎罗斯第二次离开曼联去执教葡萄牙队时，我告诉他他疯了。
我说：“你只需要考虑两件事——你是否能够带领葡萄牙夺得世界杯冠军或欧洲杯冠军？然后你告诉我：葡萄牙是否夺得过世界杯冠军？”
但是当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执教自己的国家队，他后来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但是那真是一个糟糕的决定，为他带来了一场灾难。
如果当年他没有回自己的祖国，现在很有可能接替我成为曼联主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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