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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惧怕的东西。
所有的球员都希望进入一线球队，当他们受伤或是被移出一线球队时，他们会折磨自己，害怕自己的球员生涯就此结束。
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因此酗酒或是沉迷于赌博，在失落的旋涡中无法自拔。
教练们大部分都签短期合同，而他们对于这种无情的压力也不能幸免，而且深知断头台上的铡刀随时都可能落下来。
拉尔夫·兰尼克（RalfRangnick）曾经执教过汉诺威96队和沙尔克04队；吉拉德·霍利尔执教过利物浦队和里昂队；约翰·克鲁伊夫执教过巴塞罗那，他们后来都因为压力离开了教练这一职位。
佩普·瓜迪奥拉在离开巴塞罗那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
曾经效力于凯尔特人队和利物浦队的伟大球员肯尼·达格利什（KennyDalglish），他后来执教利物浦队。
在经历了1985年的海瑟尔球场惨案（造成39名球迷死亡）和1989年的希尔斯堡惨案（造成96名球迷死亡）之后，他的感觉可想而知。
当然我也会永远铭记乔克·斯坦的陨落和他悲剧的辞世。
如果你是一名公众人物，那么媒体的报道还会带来其他问题——尤其是运动行业。
媒体的报道对愤怒的球迷来说简直就是火上浇油。
在我们刚搬到曼彻斯特时，经常会接到骚扰电话，因此我们不得不屡次更换电话号码。
在我执教曼联的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我记得我的妻子凯茜问我，如果我被解雇了该怎么办。
我告诉她，我们回到苏格兰就行了。
我可以肯定如果我真的被解雇了，肯定会崩溃的，但是我也坚信自己可以养活家人，这也绝不是世界末日。
当然媒体也会做些分内的事情。
马特·巴斯比告诉我“在输球之后我从不看报纸。
他们不会说你好话的。
因此索性不要去读那些故事好了”
。
虽然巴斯比的话有道理，但是要想完全对媒体置之不理也是不可能的。
在苏格兰时，我有阅读比赛报道的习惯，但是当我来到曼联之后就几乎很少看报纸了。
但是即使我不看报纸和电视上的足球栏目，朋友们还是会问我是否听说了某些人对我的评论，而曼联队的新闻官也会向我简要讲述那些煽动性的故事和捏造出来的文字。
而我逐渐学会了应对这些，在我执教生涯的最后10年里，我发现那些报刊评价不再像我年轻时那么恼人了。
在曼联时期，尤其是初到球队的那些年，如果博比·查尔顿支持我，我就会感到很安心。
我从不会刻意地去奉承他，但是正是他当初建议董事会让我来当教练，我也总能感觉到他的支持。
在我不如意时，他总会说：“会好起来的，你做得没错。”
1989年9月我们1∶5输给曼城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感到非常脆弱，博比的支持——尤其是在这段时期——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话在俱乐部中举足轻重，而且他那精心组织的话语也确实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每一位领导者都需要一位这样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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