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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曼联队在欧洲冠军杯16强第二轮的比赛中输给了皇家马德里，就是因为裁判库涅特·卡吉尔（eyt?akir）的一次匪夷所思的判罚，他以纳尼对一名球员犯规为由将其罚下了，而他自己甚至都没看见。
当时我简直是发了狂。
我知道记者们早已在新闻发布室里等着我了，他们一个个肯定像斗牛士一样，挥舞着红色披风，但是我是不会冒着跟他们每个人翻脸的危险而出席的。
我让迈克·费兰代我出面来解决裁判这次荒谬的判罚。
我知道在那样一个夜晚，我会破坏掉自己的规矩，犯下低级的错误，那就是直接回答记者们的问题。
对我来说，执教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不用去应付那些社会媒体，这是很幸运的。
通过Twitter、Fastagram来追踪曼联新闻的球迷要比那些通过《太阳报》和《每日镜报》的球迷多得多。
我敢打赌，那些年轻的教练甚至已经开始躲开那些主流报纸，跳过那些大型的、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开始与球迷们直接交流了。
他们说你可能需要一副厚脸皮来面对Twitter上的辱骂。
虽然你需要面对来自各方的恶语相加，抛开那些谩骂之词，这样做并不会比面对报纸和电视评论员差很多。
至少这种社交网络给你提供了一个可以精确控制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的平台，一种回答问题的途径，虽然偶尔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反对意见。
无论媒体是如何不留情面，无论我拒绝回答了多少问题，在我们输球之后，相比于记者们的苛刻，我对自己更为严厉。
如果我们输掉了比赛，这对我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
记者们写完他们的专栏就可以跑去酒吧了，而我不得不找出失利的原因并制订解决方案。
退休之后，我开始观察其他教练应对媒体的手段。
我很喜欢这么做，因为我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提供帮助。
我偶尔也会打电话给他们，给他们一些建议。
上个赛季，莱斯特城队在英超联赛中垫底，我给他们的教练尼格尔·皮尔逊（NigelPearson）打了电话，告诉他过于放松和自信了。
我告诉他要表现出自己的关心，并且不要看起来那么脆弱。
相比之下，当我跟伯恩利队（Burnley）的主教练肖恩·戴彻通话时，我试着安慰他，因为他们也度过了一个艰难的赛季。
肖恩经常会跟记者们开一些小玩笑，他会重申他的球队有多么努力。
虽然我并非不注意他所表达的观点，但是他一直努力传达着一种信心。
上个赛季，当阿兰·帕杜离开纽卡斯尔联队去执教水晶宫队之前，我也主动向他提出了建议。
我问他：“你怎么了？你不再跟别人争辩了。
你放弃了。
你认输了。
如果你想保住自己的工作，开始做一回自己吧！”
几周后他给我回电话说：“谢谢你。”
他大可不必这么做。
我知道这份工作很难做，我一直很乐于帮助其他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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