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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莉文老师回来后，我也不知为什么没有对她说起《霜仙》这篇小说，可能是因为她刚一回来我们就开始读《方德诺小爵士》了吧，让我的大脑没有其他的精力来想此事。
霍布金夫人几年前确实曾为我读过康贝尔小姐的《霜仙》，但在过去几年之后，我早就忘记了很多，而它却不自觉地跃入我的脑海里，因此，我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它是别人的思想。
在那些愁苦的日子里，我有幸得到了很多朋友的鼓励和问候，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康贝尔小姐竟亲自写信勉励我说：“我相信未来你一定能够写出伟大的作品，让更多的读者从中得到鼓舞和启示。”
而这个美好的愿望到现在还没有成为现实。
因为自从《霜王》事件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写东西了，总是担心再写出来的东西不是自己的原创思想怎么办。
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即使给妈妈写信时，我都会突然产生一种恐惧，总是不厌其烦地读每一个句子，直到确定它不是从哪本书中读过的句子才放心。
如果没有莎莉文老师不断地鼓励和支持，我可能再也不会去动手写文章了。
事后，我找来《霜仙》读了一遍，再对比我那时写的一些信，发现我那时所用的词句，与那本书中的词句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1891年9月29日我写给安那戈诺斯老师的信中，格调和语言都与康贝尔小姐的小说十分相近。
而我写的《霜王》，也与那时许多信件的情况一样，从小说里的一些语言和修辞中能够看出，这个故事早已深深地渗入我的思想。
在小说中，我假设自己是莎莉文老师，通过她向自己描绘秋天的美好：“呵，夏日已经逝去，用什么来慰藉我的孤独和寂寞，唯有那金黄色的秋叶。”
而康贝尔小姐的《霜仙》中也是这样描绘的。
把自己喜欢的词句融入自己的思想，然后再当成自己的东西把它们写出来，这样的状况在我早期的信件和作品中经常出现。
在一篇写古希腊和意大利古遗址的文章中，我就引用了一些已经忘记了出处，但生动形象的描述。
我听说安那戈诺斯老师很喜欢古迹，特别是对于意大利和古希腊的古典文化。
于是在读书时，我就格外留心从诗歌和史书中摘录精彩的句子或片段以取悦于他，而安那戈诺斯老师还表扬我写的这些描绘古城的作文很富诗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竟能相信一个十一二岁的聋哑孩子有能力写出这样的作品。
当然，我那时也认为，不能因为我写的东西引用了别人的词句，就被看得毫无价值，这至少说明我已经能够自由地运用这些词句，并以此来表现美好的意境了。
一个作者初期的作品就像是智力训练，所有年轻人成长的轨迹都是经过模仿、借鉴，再逐渐把学过的东西用自己的方式表述出来。
在阅读时，凡是能引发我兴趣的词句，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记在脑子里，然后转化成自己的东西。
著名作家斯蒂文森讲过，学习写作的人，刚开始的时候通常都会模仿自己最喜欢的作品，然后再慢慢转化成自己的东西。
即使是那些最出色的作家，也要经过多年的探索，才能熟练驾驭那些拥塞在大脑中的文字碎片。
或许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走完这一历程。
说实话，在我的头脑中，对于哪些东西是自己的思想，哪些东西是从书本上学来的，界线并不清楚，因为书上的东西已经与我的思想融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了。
我所有的作品，跟我小时候学缝纫时的情形是一样的。
我经常将碎布拼接在一起，缝成一些东西，其中有光滑的绸缎和高档的天鹅绒，但粗糙的布头却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还缝在最明显的地方。
我写的文章表达了我的一些粗浅的思想和看法，但其中也混杂着别人光辉的思想和成熟的见解，这些都是我从书本中学来并记在心里的。
对我来说，写作的最大困惑是，自己想到的词句和构思还不十分清晰。
那么怎样用已经掌握的语言将它们组织好，并有条理地表达出来，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写东西就像玩七巧板，先在脑子里勾勒出一个大致的图形，然后再用语言把它们描述出来。
有时想到的词句可能不太合适，我就不厌其烦地反复推敲。
因为我坚信，别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也一定能做到，我可不是轻易认输的人。
斯蒂文森还说过：“一个人如果天生就没有创作天赋，那么他一辈子也创作不出出色的作品。”
我或许就是这类人，但我还是希望有一天，我拙劣的文笔能够有所进步，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
我就是凭着这种坚定的信念，最终走出了《霜王》事件给我带来的打击和阴影。
当然，从另一方面想，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对我的成长也许并非全无益处，它强迫我更冷静地对待写作中的一些问题。
但唯一让我感到抱憾终生的是，这件事使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朋友——安那戈诺斯老师。
后来，《妇女家庭杂志》刊登了我写的《我的生活》，安那戈诺斯老师曾写信给麦西先生，表示在发生《霜王》事件的时候，他是相信我的清白的。
当时，学校组织的那个“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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