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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此期国内民族融合趋势加强，民族学研究蔚然兴起，语言学研究者有机会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区等因素都有关系。
从语言学自身的角度来说，它则是语言学家注重方言研究的自然延伸。
面对少数民族语言那些有待开拓的广阔沃土，不少语言学家不避艰难，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
王敬如、傅懋勋、袁家骅、马学良等人，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王敬如著的《西夏研究》（1932—1933），对西夏语及西夏文佛经雕版作了系统研讨和详细论述，曾荣获法国院士会授予的“儒莲奖”
，赵元任和陈寅恪称这部著作使西夏语的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傅懋勋著的《纳西么些语研究》（1940—1943），深入细致描写了纳西语的语言系统和语法系统。
袁家骅著的《窝尼语音系》和《峨山窝民语初探》（1947），开创性地探讨了哈尼语的语言系统，变调规律，语法规则和特点。
此外，邢公畹研究布依语，著有《远羊寨仲歌记音》（1942），马学良和高华年研究彝语，分别著有《撒尼彝语研究》（1946）、《黑彝语法》等，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出了贡献。
我国古有修辞研究的传统，但修辞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进入民国以后。
民国修辞学研究大体有两股潮流：一股以胡怀琛、金兆梓、曹冕和宋文瀚等学者为中坚，主要继承我国古代修辞学传统，代表作有胡氏的《修辞学要略》、金氏的《实用图文修辞学》，宋氏的《国语文修辞法》等。
另一股则以陈望道、唐钺等人为代表。
积极引进西方和日本修辞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被称为“革新派”
。
主要著作有唐钺的《修辞格》和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等。
特别是《修辞学发凡》一书，从理论上对修辞学的对象、任务和研究方法作了较为科学的说明，明确提出并论述了“积极修辞”
与“消极修辞”
两大分野及其不同要求，还进一步将“积极修辞”
分为辞格和辞趣，并在此基础上较为全面地归纳出38种修辞格和“简约繁丰”
、“刚健柔婉”
等8种对立统一的文学风格。
在选例上也同时照顾到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成为中国修辞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修辞学研究。
此外，语言文字的改革也是民国语言学的重要内容。
由于前文已有专述，此不赘言。
注释
[1]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星期日》“社会问题号”
，1920-01-04。
[2]关于科学名词的出现和审定，可参见张大庆：《中国近代科学名词审查活动》（1915—1927），《自然辩证法通讯》（京），1996年第5期。
关于近代汉浯外来词，可参见吴礼权：《汉语外来词音译的特点及其文化心态探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3]艾伟：《汉字问题》，47页，上海，中华书局，1949。
[4]郭挹清：《手头字概论》，上海，天马书店，1936。
[5]下面有关民国语言学研究的综述，主要参考了邵敬敏、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1。
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李开：《汉语语言研究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尤以参照《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一书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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