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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建构了三套新的汉语语法体系，这三套体系的建构分别体现在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论》与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几部名著中，从而为认识中国语言的语法规律做出了贡献。
音韵学的研究在民国也取得很大成绩。
章太炎和黄侃是此期传统音韵学的最后继承人与高峰。
他们在古韵分部的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但也走到了终点。
五四以后，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大体有两条路子，一是以钱玄同、汪荣宝、魏建功等人为代表，他们有深厚的传统音韵学功底，又接受了某些新的语言学观念，能够因旧变革，开创新境。
钱玄同著的《文字学音篇》（1918），是影响较大的承上启下之作，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1923），是率先用梵汉对音，日译吴音和日译汉音等材料，以比较法研究音韵学的首篇专论，文章发表后，引起音韵学界的震动和争辩。
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1925），也是受国内外推崇的研究音韵发展史的名著。
民国音韵学研究的另一条路子，则以罗常培、王力、李方桂、陆志韦、张世禄等人为代表，他们更多地接受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尤其受以高本汉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学说的影响较大，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予以修正补充，对音韵学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索。
高本汉是瑞典著名汉学家，所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始于1915年，成于1926年，用中国语言学史的旧材料和现代方言的活材料，构拟中国的古音。
在工具上采用“音标”
，方法上则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
这种新工具新方法的使用，对中国音韵学的进步推动极大。
乾嘉学术大师段玉裁曾研究出“支、脂、之”
在古音中应该是不同的三个韵部，但为何不同，怎样的不同，却至死也未弄清。
而有了音标和比较研究法后，可以用音标标出“支、脂、之”
三个韵部的不同音值，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后由赵元任、罗常培和李方桂三个著名的语言学家译成中文出版。
他们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错误的地方都征求著者的同意予以更正，有些原著不够充实的地方，他们还加以了必要的补充。
该译著实际上包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当时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水平。
此外，罗常培著《汉语音韵学导论》、《唐五代西北方音》，王力著《中国音韵学》，陆志韦著《释中原音韵》，张世禄著《中国音韵学史》，也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如果说音韵学研究侧重于构拟古音，那么，民国语音学的研究则偏重于现代“国音”
，即国语语音。
重要的著作有高元的《国音学》，岑麒祥的《语音学概论》等。
在语音学理论研究方面，赵元任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所著《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34）一文，是普位分析理论的奠基之作，问世以后一直是各国语言工作者的必读文献。
刘复（半农）则是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所著《四声实验录》（1924），运用实验语言学的仪器和方法研究汉语的四声，指出汉语声调与音强弱无关，而与音质、音长有某种关系，但不起决定作用，决定四声的主要因素是高低。
他还进一步指出，两音之间的移动是“滑动”
，而不是“跳跃”
的，这是首次给汉语四声以科学的解释，在我国语言学史上有重大意义。
方言方面，章太炎的《新方言》（1919）标志着传统方言学的结束，而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则堪称现代方言学的开山之作。
赵元任首创“方言调查表”
，带领学生调查了江浙33个县市方言，撰成此书，较为全面地描述了吴语的语音系统，并将其同时与《广韵》音系和“国音”
即北京话音系作纵横双向的比较，以寻求语音演变的规律。
这种既重视历史的纵向比较，又注重共时的横向比较的方法，对以后的方言调查影响极大。
1948年，赵元任、丁声树等共同调查撰写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描绘了湖北方言地图，成为我国第一部有详细方言地图的著作。
此外，罗常培的《临川音系》和《厦门音系》，赵元任的《钟祥方言记》，也是方言研究的重要著作。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繁荣是民国语言学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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