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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在历史叙事领域春养桑蚕，秋收冰丝，还要感谢出版社多年来的大力扶持。
在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从结构布局的不断完善到叙事风格的切磋商定；从情节起伏的节奏调整到小说语境的润色丰盈，每一步都浸渍着编辑的心血和汗水。
著名历史小说家姚雪垠先生曾经说：“虚构应该扎根于历史的身后土壤，而不是扎根于脱离历史的空想。”
这也是我与出版社的共识。
多少个月色溶溶的静夜，为订正重大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战争战役的具体地理环境，责任编辑与我在QQ空间隔空夜话，而彼此讨论更多的还是如何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
责编对出版事业崇高的使命感、对作者严肃的责任感和对作品严谨的治学精神，都统一于编者与作者相互理解、相互观照的实践中。
一同“疑义相与析”
，又一同分享达成共识的快慰。
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导引，使得我不断校正自己的价值取向。
记得是在2013年2月，《汉武大帝》出版不久，他就转达了出版社的意见，希望在《汉武大帝》之后，能够再写一部有关帝王的长篇小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启了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的创作旅程；它是一种创新。
在双方不断深入交流，敲定作品框架结构的基础上，我每写完五章，就发给责编，责编编辑完后，再返发给我。
这种基于信息时代背景的互动机制，不但为作品的进一步完善开辟了从容的空间，也加快了创作的速度。
2015年10月，《武则天》比约定时间提前两个月杀青；它是一种力量，使我在人生最困难时期鼓起理想的风帆。
2017年初，《武则天》出版不久，责编就转达出版社意见，希望能够继续创作同类题材，然而，五月份刚刚签约不久，我就因为突发心脏病而住院。
那一刻，我万念俱灰，担心能不能完成创作。
责编闻讯后，不断询问病情，激励我鼓起生活的勇气。
特别是在武汉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前沿的日子里，每每与责编通过电脑一起分享编辑愉悦之际，心中总是充满了感激。
正是这种默契，终于使得《汉高祖》得以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此情可待成追忆”
“今朝都到眼前来”
，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品打磨的本体，而升华为一种生命诗学，丰沛而又酣畅淋漓。
别林斯基说：“进行批评，这就意味着要在局部现象中探寻和揭露现象所据以显现的普遍的理性原则，并断定局部现象与理想典范之间的生动的、有机的关系的程度”
，他同时认为，“确定一部作品的美学优点的程度，应该是批评的第一要务。”
在第三部历史题材作品即将付梓之际，我还要深切地感谢陕西乃至全国批评界的三位大家李星、畅广元和常智奇先生。
他们缜密的理论思维，对作品纤悉不苟的解读，特别是对作品不足和问题的坦率指点，使得我的每一步推进减少了许多盲目性而增强了艺术自觉性。
2015年《武则天》即将出版时，我曾邀请李星老师写序，孰料他身体欠佳，但他希望书出版后，尽快送给他阅读。
后来，常智奇先生撰写了七千多字的序言。
2016年4月，李星老师在读了《武则天》之后，写了数百字的短信，表达他的欣悦之情。
短信中对《武则天》从主题到结构，从人物塑造到话语系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特别指出：“这种不跟风，忠于史实的态度，我很赞同。”
我后来在散文《幸我枝叶蒙泉溉》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创作与评论的关系，有似于航舟与塔灯。
要紧处一句点拨，就如同塔灯的一缕光芒，会使你受益无穷。
至少在我，是一种切肤之深的体会。”
以上三点，是我十年历史题材创作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和客体要素，由此而凝结为贯穿在三部作品中一些稳定的、一以贯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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