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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是一个历史题材写作者必须坚守的文学思维。
一定要有一种敬畏历史的庄严，从历史真实出发，经过艺术审美经验历程，或主体呈现，或客观再现地抵达艺术真实。
任何虚构，都不能成为离开历史真实的任意戏说，从而导致读者对历史的误读甚至扭曲历史，或将宏大的历史“碎片化”
“媚俗化”
。
明于此，我力求在作品中“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再现历史的真实氛围，把人们带到更接近事实与可能的历史现场，给人以尽可能真实的历史。”
（李星语）这就需要一种对民族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需要一种人格自觉。
坚持史诗性与抒情性的统一，是历史题材写作者应有的艺术视角。
即使在文化多元的时代，宏大叙事仍然是拓展历史题材写作的首要选择，借把复杂的历史动因“个人化”
去解构宏大叙事，或者借抒情性否定写作的史诗性选择，至少是一种不够科学、不够全面的观点。
基于此，我在三部作品中，都力求体现史诗性作品要素的有机凝结，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和客观存在，经由它本身对象化成具体形象。”
换言之，也就是小说的史诗性只有通过艺术形象的群体命运才能起伏跌宕地得以展示。
而依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人都是“诗意地栖居”
。
正是这种沉与浮、悲与欢、离与合的生命诗学，才构成了史诗性作品的抒情性，使得史诗性作品在“总体性”
（卢卡奇语）上成为一部民族精神的交响。
坚持人物性格特征与生成环境的统一，是历史题材写作者的基本立足点。
如果说，从人物出发，是长篇小说的必由之路，那么，对于历史题材写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无论是刘邦、汉武帝还是武则天，他们都曾经是特定时代的杰出人物，是当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他们性格的形成、发展以至嬗变，都与当时时代的矛盾冲突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作品中，一方面，他们是感性的、具体的、既在的人，另一方面，又要承担特定时代的社会矛盾，“从他们身上可以现出一般心灵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全民族已发展出来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
因此，性格与环境的统一，就成为我写作的一个执着的追求。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李星老师认为：作品“让人觉得太切合情境及人物性格了”
，“有了以往历史小说不可比拟的书卷气”
。
坚持美与崇高的统一，是历史题材写作者必须秉持的美学品格。
在这三部作品中，无论是感性书写硝烟弥漫的战争风云，还是铺叙民族之间的纷争与融合，无论是书写杰出人物的政治生涯还是情感历程，无论是写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还是写普通百姓的悲欢疾苦，我都十分重视通过彰显人性的丰美，精神的崇高，去实现对历史的理想审美表达，从而带给读者一种“力量的美”
和人的美学存在的美。
当然，确定努力目标是一回事，能否完全抵达理想彼岸是另一回事。
我的努力是否达到了史诗作品的美学要求，还要经受读者的检验。
正如毛姆所说：“只有读者获得乐趣和教益，才是一部作品成为经典的关键。”
走笔至此，深切地感谢十年来不断给予我力量的读者，特别是身边的文朋诗友。
我将继续“辛勤地劳作，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
作者
2020年8月24日于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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