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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会改名？感业寺究竟在哪里？武媚是否真的出过家？问号一个接着一个。
好做翻案文章的中国台湾学者李树桐先生即认为，武氏必不曾入寺削发为尼，而是移居宫外别纳，被高宗金屋藏娇，蓄发如旧，等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八月，将太宗葬于昭陵，丧事告一段落以后，高宗和武氏认为外人的耳目已可避过，最晚在这年的年底，高宗便令武氏重入后宫，立为昭仪。
武氏入寺削发为尼的故事，不过是许敬宗为讨好高宗和武后而编造出来的谎言而已。
他提出了几点理由，一是感业寺地址不明，武则天登基时未见感业寺尼众支持造势，也从未有过对寺内僧尼恩怨赏罚的记载，可见武则天事实上与感业寺无关。
二是太宗时宫中流行高髻，由削发长到梳高髻需要一两年时间，“阴令长发”
实难置信。
三是据载高宗时放出宫人均为年老色衰者，武则天当时只有二十六岁，当不在放出之列，且高宗为太子时既已“见而悦之”
，自不舍得让她削发为尼了。
李树桐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一观点也流传甚广，《剑桥中国隋唐史》都记了一笔，但他显然把高宗放宫人和出先帝嫔妃给弄混了，很多人因此和他有过商榷，但他提出的感业寺和蓄发问题仍是引起了人们的思索。
除了对感业寺位置众说纷纭之外，对于武氏出宫的说法也有两种，一种持传统观点认为她确曾出家削发，一种则认为她只是入寺暂住，受李治关照而未削发，过着托名出家实际却是天子外室的生活。
感业寺的具体位置，唐代史料和笔记中均难寻踪影，宋代已无定论。
较早的北宋宋敏求在《长安志》中有提到，指太宗去世后将崇德坊二寺道德尼寺和济度尼寺迁址，而将道德尼寺原址改为崇圣宫，作为太宗别庙。
济度尼寺原址改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
，因此感业寺便为崇德坊灵宝寺，即未搬迁前的济度尼寺，与太宗别庙相邻，在长安城朱雀街西崇德坊西南一隅。
而南宋程大昌则以为武氏出家的尼寺当是搬迁到安业坊后改名为灵宝寺的济度尼寺，而非崇德坊原址，因寺在安业坊，故又称安业寺。
程大昌的说法为清人徐松著《唐两京城坊考》沿用，胡三省也以此为通鉴做注。
然考其缘由实为程大昌误解了宋敏求的那句“以其所为灵宝寺”
所致。
[9]然而宋敏求之说亦未见所本，因此仍有学者提出质疑，又有德业寺说，和今感业寺小学之说。
德业寺为皇家内道场，内有尼众数百人，为其后武昭仪埋葬其暴卒长女安定公主的尼寺。
而感业寺小学旧址一说，则认为当在唐宫禁苑之内，据大明宫约有十公里左右，比传统的安业寺说法，都要近得多了。
个人认为近来的一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大多以推断为主，缺乏文献实证。
如武氏真有随太宗嫔妃出家，当在崇德坊灵宝寺，与太宗别庙崇圣宫相互呼应，于情于理都比较可信，而安业寺说指特意搬迁远离太宗别庙，似乎于理不合。
武氏再度入宫之后，十分忌讳曾为太宗嫔御之事，立后诏书里也自称先帝宫人，丝毫不提曾经入寺为尼，因此不愿再与感业寺有任何联系，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武氏出家是否受到李治的特别关照呢？我们首先看看帝王能否干涉出先帝嫔妃一事，答案是肯定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便载有一例：高祖李渊去世后，他的嫔妃薛婕妤为著名才子薛道衡之女，家学渊源才学出众，太宗皇帝便将她留在宫中教导年幼的皇子，李治曾从其学。
然而李治留下武氏的原因没有那么冠冕堂皇，如要避人耳目的话，皇宫内院反而不如宫外合适。
毕竟，他以仁孝出名，刚登位便收容父妾难免遭人物议，送出宫反而是个不错的选择。
李治为人不能算胆小，但他性格中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优柔寡断，做事拖泥带水。
以他的性格要能干脆利落地和武氏一刀两断倒是奇怪了。
且从地图上来看，崇德坊和皇宫相距甚远，要连过宫城、皇城，因此二人见面并不方便，也只能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如太宗忌日吧（这倒是和旧史所载相符合）。
如果说不多的几次见面已经能让李治情难自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她入宫，那么当时正在热恋中的李治反能做到绝情断义，对情人的遭遇不理不睬就难以讲通了。
一面让武氏随例入寺以全己令誉，一面暗中关照蓄发如旧，等风头过去再召入宫，这样不清不楚首鼠两端的折衷做法，倒是最符合李治的一向作风。
不是没有真情，但也不乏自私的盘算和顾虑，这便是我理解的李武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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