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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曾于康熙年间；延禅僧迦陵性音，屡为结制；帝着力参究，偶有省悟；性音赞为大悟彻底；帝不自信，叩问章嘉；章嘉则不许之，更勉其进步。
故帝于章嘉，极端信仰；称为证明之恩师。
帝自号圆明居士，曾辑古来禅师语录中之提持向上，直指真宗者，编为十九卷；名《御选语录》。
而以自己与人问答言句，收录于第十二卷，颇多奇拔之语。
兹录一二则于下：
众生不了，犹如小儿放风筝相似；随风放去，风定却复收来；收来放去，实同儿戏；何日是了期；所以古德每拈云：“脚跟下红丝断也未？”
此语甚亲切；譬如风筝线断，纸鸢落在何处？参。
学人初闻道，空境易，空心难；究竟则空心易，空境难；空境而不空心，到处为碍；空心而不空境，触途成滞；应知心外复有何物可空；物外复有何心可空；所以云：“我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
少有分别心，则非第一义；若不如是，必不能守。
帝于即位之后；又在内廷与王大臣参究禅理；集此等诸人之语录，亦为一编；名曰《御选当今法会》；附于《御选语录》之十九卷。
帝既喜研禅理，又极提倡净土；盖鉴于禅门空洞之弊，而欲矫正之，示学人以脚踏实地之修行也。
其于净土祖师，特提莲池大师，以为模范；《御选语录》中，采其要语，别为一卷；帝自制序文有云：
达摩未到梁土以前，北则什公弟子，讲译经文；南则莲社诸贤，精修净土；迨后直指心传，辉映震旦；宗门每以教典为寻文解义；净土为著相菩提；置而勿论；不知不觉，话成两橛；朕于肇法师语录，已详言宗教之合一矣；至于净土之旨，又岂有二……曹溪十一传而至永明寿禅师；始以净土提持后学；而长芦北磵诸人，亦作净土章句；及明莲池大师，专以此为家法；倡导于浙之云栖；其所著《云栖法汇》一书，皆正知正见之说；朕欲表是净土一门，使学人宴坐水月道场，不致歧而视之，误谤般若；故择其言之融会贯通者，刊为外集，以示后世。
雍正帝之重要著述：有《御选语录》十九卷，及《拣魔辨异录》八卷；《御选语录》分正集、外集、前集、后集之四类；其正集中所采语录：为僧肇、永嘉觉、寒山、拾得、沩山祐、仰山寂、赵州谂、云门偃、永明寿、雪窦显、圆悟勤、玉林琇、溪森十三人；而以道教之祖师紫阳真人张平叔及自己所著圆明居士语录，加入之；外集则采云栖莲池大师语录；前集、后集，则采达摩以下历代禅师之语录；末卷更附刻《当今法会》；由此编次之意观之：正集中以张平叔，与诸禅师并列，以示紫阳之由道入释；于古代佛教中，特冠以罗什门下之僧肇，最后则又附入云栖，盖有调和教禅净三宗之意焉。
至于《拣魔》《辨异录》，乃为天童圆悟禅师之弟子法藏著《五宗原》，标立邪说，有背师旨；悟禅师曾有《辟妄救略说》以驳斥之；而法藏之弟子弘忍，复作《五宗救》一书，以回护邪说；故帝特作此书，逐条驳正之；并将藏内所有法藏弘忍之语，及《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板；其所颁上谕有云：
法藏之言，肆其臆诞，诳世惑人，此真魔外知见；如魔嗣弘忍，中其毒者，复有《五宗救》一书；一并流传，冀魔说之不朽，造魔业于无穷；天下后世，具眼者少；不知其害；即有知而辟之者，有德无位，一人之言，无征不信……朕为天下主，精一执中，以行修齐治平之事；身居局外，并非开堂说法之人；但既深悉禅宗之旨，洞知魔外之情，灼见现在魔业之大，豫识将来魔患之深，实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
帝盖鉴于明末禅门党同代异之弊，徒在知见上逞机锋，而忘却向上一著，故慨乎言之；观《御选语录》后序中：性音劝帝研辨五家宗旨，帝谓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过权移更换面目接人；可知帝乃不承认有五家之区别；而主张五家一致之说者；其驳弘忍之《五宗救》，特就门户之见最甚者斥之耳。
上谕又云：
粤稽三教之名，始于晋魏；后世拘泥崇儒之虚名，遂有意诋黜二氏；朕思老子与孔子同时；问礼之意，犹龙之褒，载在史册；非与孔子有异教也；佛生西域，先孔子数十年；倘使释迦孔子接迹同方，自必交相敬礼……后世或以日月星比三教，谓某为日，某为月，某为星；朕意不必如此作拘碍之见；但于日月星之本同一光处，喻三教之异用而同体可也；观紫阳真人之外集，自可无疑于仙佛一贯之旨；道既一贯，愈可以无疑于三教并行不悖之理；爰附及于此，使天下后世，真实究竟性理之人，屏去畛域，广大识见，朕实有厚望焉。
由上言之：可知帝更主张三教一致之说者；以《史记》孔子问礼于老聃之故事，引证儒道二教之根本相同；并引隋李士谦以佛比日，以道比月，以儒比五星之说而修正之；此亦宋明以来三教合一论之影响，而帝之主张，更为鲜明也。
（丁）乾隆帝之刻经事业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之振兴佛教，比诸唐宋开国时，亦无逊色。
至乾隆帝则尽力于雕刻大藏经、及翻译国语藏经等，亦伟大之事业也。
明万历十七年所刊大藏，计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乾隆三年，乃敕选后世大德著述，增入藏中，为千六百七十二部，七千二百四十七卷，名曰《大清重刊三藏教目录》；从事雕刻，即所谓《龙藏》是也。
然清代雕刻藏经，在康熙帝时，已编集《圆觉》、《金刚》、《楞严》、《维摩》、《仁王》、《楞伽》、《深密》、《涅槃》、《心地观》诸部般若等二十二经，在内府出版；此《龙藏》乃经始于雍正帝，至乾隆帝而完成者也。
《汇刻书目》第十九册卷首释藏之夹注下，有云：“我朝雍正十三年，特开藏经馆；收奇黜妄，整理编刊；命和硕庄亲王等董其事，至乾隆三年竣工，颁发各省寺院；诚巨典也。”
此可以为证矣。
乾隆帝又以满洲语翻译《大藏经》；《卫藏通志》卷首载《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序》有云：
若夫订《四库全书》，及以国语译汉全藏经二事；胥举于癸巳年六旬之后；既而悔之，恐难观其成；越十余载而全书成；兹未逮二十载，而所译汉全藏经又毕蒇。
夫耳顺古稀，已为人生所艰致：而况八旬哉!兹以六旬后所创为之典，逮八旬而得观《国语大藏》之全成；非昊乾嘉庇，其孰能与于斯？而予之所以增惕钦承者，更不知其当何如矣。
乾隆帝为历代帝王中寿命独长之人；其订正《四库全书》，及国语翻译藏经，经始于乾隆三十八年即六十二岁之时；《四库全书》，历十余年告成；翻译藏经，则费十八年之岁月，至乾隆五十五年始竣工；帝年已七十九岁，其得意欣悦之情，可想见也。
又云：
至于国语译大藏，恐人以为惑于祸福之说，则不可不明示其义；夫以祸福趋避教人，非佛之第一义谛也；第一义谛，佛且本无，而况于祸福乎；但众生不可以第一义训之，故以因缘祸福，引之由渐入深而已。
是盖说明佛教之第一义谛，本来空寂，超越于祸福之说；以祸福引诱众生，使之趋避，乃佛教之方便说也。
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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