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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部分原因是海员们装货、装帆和航驶的方式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
同一艘船，在不同船长的指挥下，行驶起来快慢不同，并且从来没有一艘船从制造、装备到航驶都是由同一人完成的。
一个人造船身，另一个人造帆，第三个人装货、驾驶，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了解其他人的思想和经验。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后，就难以判断这艘船的优劣了。
即使是简单的航海驾驶操作，我也注意到，在不同的值班时间里，不同的船员会下达不同的命令，即使风向、风速是相同的。
这个船员可能会比另外一个船员把帆船扯得高一些或平一些，而并无确定的规则可循。
但我想或许可以做一系列的实验来解决这一问题：第一，确定航速最适合的船体做样本；第二，确定桅杆的大小尺寸和桅杆最合适的位置；第三，确定帆篷的式样、数量以及随着风向不同而扯动风帆的方式；第四，确定装货的位置。
如今是个实验时代，我想，做这样一系列的实验，是大有裨益的。
因此，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聪明的科学家会从事这种研究，我预祝他们成功。
航行途中，我们几次受到敌舰的追击，但没有一艘敌舰追得上我们，三十天之内，我们就驶到了浅水地区。
我们的航海测量很准确，船长根据他的判断把我们迅速带到法尔茅斯港附近，这样，如果我们在夜间全速航行，第二天早晨就能驶过该港口的入口处。
夜间航行可以避免引起敌舰的注意，因为它们常在海峡口附近巡逻。
于是，我们尽可能地扯起所有的帆，顺着强大的风力飞快航行。
船长经过观察确定了航向，以为这样就可以远远地避开希利群岛。
但是，圣乔治海峡似乎偶尔会出现一股强大的海流，它经常让海员上当，曾经就使得克劳徳斯利·肖维尔爵士的舰队遇难。
或许，这股海流正是使我们的船出事的罪魁祸首。
我们的船头有一个瞭望哨，有人负责在那里瞭望。
人们总是不断提醒他“注意观察前方”
，而他也总是回答“是，是”
。
但有时他的回答只不过是机械反应，而他可能正在打盹，以至于连前方的灯光都没有看到。
灯塔的灯光被副帆遮住了，所以掌舵的和其他值班的人都没有看到，当船身偶然一偏时，他们立即发现了这个灯，大家大惊失色，因为我们的船正快速驶去，而此时灯光已经大似车轮了。
这时正值午夜，船长正处于酣睡中，但肯尼迪上校跳上甲板，看到了险情，立即命令舵手调转船头。
当时，所有风帆都高高地扯开着，这个动作对桅杆来说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但这样一来却使我们躲开了灯塔的礁石，故而幸免于难。
这次的经历加深了我对灯塔的印象，在茫茫大海中，它的存在实在太有必要。
于是我决心，如果我能活着回美洲的话，一定提倡多多修建灯塔。
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们通过观察，发现已经驶进港口了。
但由于大雾弥漫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到陆地。
九点左右，雾气开始消散，在水面上看就像舞台帷幕被拉开了一般，法尔茅斯的市镇、港口的船只以及四周美丽的田园风光都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
这漫长的一路，所能看到的无非就是海水，这样的美丽风光实在是让人心旷神怡。
它让我们从战争的焦虑中解脱，变得满心喜悦。
我跟儿子立即前往伦敦。
途中，我们只是稍作逗留去参观了索尔思贝利平原的史前石柱、威尔顿的彭布罗克爵士的宅邸和花园，以及他收藏的奇珍异宝。
一七五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我们抵达了伦敦。
查尔斯先生一早便为我们安排好了住所，安顿下来之后，我就去拜访了福瑟吉尔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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